中央行长讲述数字货币

㈠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央二台有没有说过谁看懂第五套人民币的第二版谁就是千万富翁

确实真的，连锁业

㈡ 数字货币是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数字货币是一种不会受到管制的、数字化的贷币，通常由开发者发行和管理，被特殊虚拟社区的成员所接受和使用。大家要注意：仅有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化的人民币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而之前市场上炒作的BTC等其他数字代码产品只是一种人为因素炒作的数据形状罢了！不具合理合法商品流通和应用，这些根本不是法定货币！大家日常用的微信发红包、支付宝余额宝等这些仅仅人民币纸币的影子，他们存有要以钞票方式为主导前提的，

数字货币也达到密名付款的需求，对平常人来讲，每日几十、几百块的小额支付仍然可以完成密名。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传统的钞票发行后，对它的商品流通基本上没有一切有效的监管方式。数字货币能随时收集造就、计账、流动性的数据，根据数据分析，就可以为货币投放、货币政策的制订与实施给予高价值的参照。

㈢ 央行行长李礼辉谈pi币了吗

据中证网报道，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在首届“2021西岸金融科技前沿论坛”上表示，应该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
对此，李礼辉谈到了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要确保数字人民币在高并发市场中的规模化可靠应用，另一方面要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数字化金融监管、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金融制度，并在全球数字金融制度和规则的建设中，主动参与并积极争取话语权。
李礼辉称，数字人民币有可能改变金融的格局。从近期来看，它改变了支付市场的格局，第一个改变是在法定的货币形态中增加数字人民币，第二个改变是在市场化支付工具占主导地位的零售市场中增加官方支付工具。
李礼辉认为，未来还可能会发生银行业竞争格局和货币市场监管格局的改变。“金融消费者一旦减少了对银行账户的依赖，就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金融竞争将更加充分。而央行拥有实时、完整、结构化的央行数字货币流通数据，有利于实现货币供应总量的精准调控。”李礼辉称。
在此背景下，李礼辉认为，应关注如何在规范中创新发展金融监管，在金融科技创新中加快实现核心技术自主自立、打破制度性数据孤岛，通过立法和行政指令的方式，改变公共数据的“行政部门所有制”、保护个人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构建穿透式的金融监管系统以及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为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

㈣ 央行数字货币测试加速，应用场景值得期待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正计划在美团点评运营的平台上测试其数字货币。据悉，美团近来在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探讨这一名为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的虚拟法币在现实世界的使用。滴滴官网公告上也显示，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滴滴出行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研究 探索 数字人民币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场景创新和应用，促进数字人民币在多元化出行的场景中的平台生态建设。

央行近期在推广数字货币测试方面操作频繁，这预示着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启动的数字货币研究正式进入打开C端流量入口的步骤，并且开始在特定银行以及应用中小范围流通。

今年年初，农行、中行等国有银行已经开始小范围试点开通央行数字货币，移动等三大运营商也已经加入其中，除了金融机构方面，从试点地域上来看，数字货币在雄安麦当劳等19家公司也已经开始数字货币试点，苏州甚至已经有地区开始将数字货币用于发放一定比例的交通补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数字货币很快就会正式发行。

我们的数字货币将会在2022年冬奥会迎来一次更大范围的封闭测试，大量的跨境交易会进一步测评我们数字货币的能力和风险。央行行长易小川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数字货币目前还没有既定的时间表，笔者推测，全面正式发行至少应该要到2025年左右，因为202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封闭测试时间点，再加上对测试出现的问题进行一系列改进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完善，数字货币正式与广大群众见面应该至少要等这个测试完毕三年以后。

不过，虽然我们的数字货币大范围面市还有待时日，这也不妨碍我们了解它所能带来的一系列令人期待的应用场景。

在这些场景里，与我们普通民众关系最大的两个就是现金数字化和银行账户松耦合化。

现金数字化，就是数字货币将会一定程度上替代我们的现金。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随着电子支付的繁荣发展，支付宝和微信等平台明明已经完成了货币数字化的工作，为什么还需要发行数字货币呢？实际上，电子支付是需要应用平台的，我们的所有交易流水都是在平台上面完成的，同时这一系列步骤也都需要网络的支持，而现金数字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当没有任何网络、没有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实现手机碰手机完成资金转账的工作，就好像我们线下进行真实现金交易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现金数字化。

银行账户松耦合化，则可以说是现金数字化的一个基础，也是数字货币真正可以脱离第三方应用平台的关键。

目前，即便是支付宝、微信，还是网银等等依然还是依赖于银行账户存款体系，一切交易也都是建立在银行账户之上，而且，这个银行账户的开立还需要人们提交一系列的个人信息，而在数字货币时代，任何能够代表个人的信息均可以作为数字账户钱包的依据，这个数字钱包就如同我们手里所买的实体钱包一样，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钱包而不受到限制，每个人都可以不在任何金融机构的干预下完成与他人数字钱包的交易结算，就像线下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纸币一样简单。

而且，从国家层面来看，数字货币也能够替代一部分纸币的功能，极大的降低央行印刷货币发行的成本。除此以外，从监管上面来看，数字货币的所有交易行为都可以被央行等监管机构查询和追溯，这将可以有效的剥开恶意洗钱和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的外衣。

综上，窃以为，数字货币已经到了打开流量端测试的阶段，这预示着我国的数字货币已经并不遥远，只是这还需要经过一个不断测试不断完善的过程之后，才能正式与广大群众见面。数字货币将会改变我们的支付体系，更会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美好的应用场景值得我们共同期待。（作者系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㈤ 从九个问题带你了解央行数字货币的前世今生

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的发言，再一次将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推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从2014年周小川提议研发央行数字货币，到今年穆长春的“呼之欲出”，已经过去了五年。经过五年打磨，如今的央行数字货币究竟是什么模样？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又会带来何种影响？

一、模式：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中心化管理机制

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英文简称为“DC/EP”，“DC”是“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的缩写，“EP”是“Electronic Payment（电子支付）”的缩写，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电子支付手段。

在运营投放、管理模式和技术选择上，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有自身的特点。

1、双层运营投放体系：4点考虑和4个影响

首先，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设计了双层的运营投放体系 而不是由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的单层运营体系。在双层运营体系下，上层是央行，由央行对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做信用担保，因此央行的数字货币与人民币一样具有无限的法偿性；运营投放体系的下面一层由不同的商业银行构成，商业银行等机构负责面向公众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同时，需要向央行100%缴纳全额准备金，以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

央行数字货币采用双层的运营投放体系有四点考虑：

第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复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人口素质都不尽相同。因此在中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单层的数字货币运营投放体系将让央行独自面对所有公众，给央行的运营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第二，商业银行等机构已经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IT技术设施和服务体系，在金融 科技 的运用和相关人才储备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可以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等机构在资源、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同时避免了另起炉灶的巨大浪费。

第三，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面向的用户是广泛的公众，覆盖十几亿人口的系统规模庞大，想要保证稳定高效地运行非常不容易，面临诸多风险。双层的运营体系有助于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

第四，在单层的数字货币运营投放体系下，可能会导致金融脱媒。央行面向公众直接投放的数字货币在信用等级上要高于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可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

而央行数字货币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的影响则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不改变流通中货币的债权债务关系。起初央行行使国家职能发行的货币是有着黄金等具有真实价值的物品作为可兑换储备的。公众接受了央行发行的货币，就等于将黄金等有真实价值的物品借了央行，而公众只持有兑付凭证，也就是说，货币是中央银行对公众的负债。当国家凭借国家信用强制规定法定货币而不再依赖黄金储备时，这种信用关系和负债关系并没有改变。从这种角度来说，所有流通中的货币包括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都是央行的负债。

第二，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并不改变现有的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以199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为起点，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二元账户结构支撑的货币投放体系。央行的数字货币也采用了与二元账户结构相似的双层投放运营体系。

图1：二元账户结构与双层运营体系的比较

第三，在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下，央行数字货币不会强化顺周期效应。经济增长一般会经历萧条、复苏、繁荣、危机完成一个完整的周期，在经济繁荣时，扩张的货币政策便是顺周期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又变成逆周期政策；类似地，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时是逆周期政策，而在经济萧条时是顺周期政策。经济繁荣时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萧条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是为顺周期效应。由于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并不对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因此与顺周期效应天然隔绝。

第四，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注重对M0货币的替代而不是对M1、M2货币的替代。

（注：M0、M1、M2都是用来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M0是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每个人在银行的存取款都会影响市场上M0的增减；M1是狭义货币，“M1=M0+企业在银行的活期存款”；M2是广义货币，“M2=M1+准货币”，这里的准货币包括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等。M1反映市场中的现实购买力，而M2同时反映现实和潜在购买力。如果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如果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

目前M1和M2货币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电子化和数字化，支持M1和M2流转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以及非银支付机构的各类网络支付手段的日益高效已经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在M0货币端目前仍存在三大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现有M0的匿名性使其存在被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第二，互联网支付基于银行卡账户紧耦合的模式无法满足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第三，目前我国仍存在银行账户服务和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地区，当地公众对M0货币（现钞）的依赖程度还比较高。

因此央行发行注重替代M0的数字货币是既符合国情又顺应公众对小额高频支付业务的需求（根据不同级别的钱包设定交易限额和余额限额），同时还能有效防范M0货币被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

2、中心化管理模式：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有本质区别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了中心化的管理模式，这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有着本质区别。

1）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 社会 公众的负债，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随着货币形态的变化而改变；

2）为了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需要继续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3）央行数字货币的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下由指定的机构进行货币的队员，这需要中心化的管理以避免指定运营机构的货币出现超发；

4）只要二元账户体系和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没有改变，央行的中心管理模式和地位也就不会改变。

最后，对一个需要支持广泛公众使用的央行数字货币体系来说，如果采用纯区块链技术的架构，目前还无法实现零售层面所需要的高并发性能。因此，在技术道路的选择上，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并不预设技术路线，也不依赖某一项技术。此外，相关负责人表示，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可以支持智能合约的，不过只会支持有利于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对于超过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还是会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此外，央行指定的部分运营机构也会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做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最终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数字货币的系统优化。

二、发展历程：

我国央行在数字货币方面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至今已有五年。

如果说，2014年周小川提出进行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是这一切的开端，那2017年央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则是这个故事的转折。在过去的五年，中国人民银行以数字货币研究院为核心，联合数家商业银行，从数字货币方案原型、数字票据等多维度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2019年8月2日，央行召开央行召开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明确指出下半年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研发步伐，并及时跟踪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

表1: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进展

三、各界声音：央行数字货币的九个问题

1、为什么去年央行开启法定数字货币研究的996工作模式？

肖磊分析了去年同期的情况发现，去年六月份，美国首次开始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人民币汇率走低，国内市场民众对数字货币的需求增加，国家从舆论层面开始整顿，包括央视 财经 制作“聚焦代币市场乱象”专题，网信办对诸多区块链自媒体进行封号，五部委接连发布风险提示等。而去年六月，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一个月内公布了4项专利申报。基于这些消息，肖磊认为，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中国从两个层面加强管制，一个是舆论层面对数字货币的引导和控制，另一个是从央行层面建立民众对中国官方数字货币的信心，央行肯定接到了指示，要求加快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的步伐，所以才有了穆长春口中的996。

2、中国有发达的移动支付，为什么还需要央行数字货币？

穆长春直言，对老百姓来讲，基本支付功能在电子支付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相对模糊的。但以后实际投放的央行数字货币在一些功能实现上会和电子支付有很大区别。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电子支付工具的资金转移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而央行数字货币是“账户松耦合”，即可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可以实现可控匿名。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金融 科技 与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杨东从货币发展必然性角度来看，认为货币必然向低成本、可靠、便捷的方向发展，一般等价物必定越来越脱离实体，形态也越来越自由。密码代币是现在货币的主流发展方向。虽然我国的移动支付在国际上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这种优势并不是绝对的。Libra的发布给我国敲响了警钟，并且可以造成重大冲击。“未来，数据资源的争夺必定会愈演愈烈，我国的支付领域，尤其是小额零售的支付领域必将面对更多挑战，最好的方式就是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加以应对。在这个层面上，央行推出法定数字货币也是有利于我国的支付行业成长的。”

肖磊也表示，央行数字货币无论设计目标有多少个，最终就是一个消灭现金的目的。可问题是，不做数字货币，现金也会逐渐消失，这是一个 历史 大趋势。

3、央行数字货币是否付息？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早在2018年初就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不应对其计付利息。这样既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由此引致通胀预期。相应地，也不会对现有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大的冲击。

而龙白滔则认为，合理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必须支付利息。为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可调节利率可以维持价格稳定和维持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货币的平价。“可调节利率可以增加央行数字货币的需求，而无需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无需破环平价关系，也无需价格水平调整。”

4、央行数字货币=央行现金数字化？

与穆长春同一天，银联董事长邵伏军也在8月10日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表达了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他认为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仅是货币数字化，还能通过与智能技术的结合，通过智能合约设计，较好解决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以及信息流和资金流同步的问题，这个优势能够大幅度简化传统金融机构间比较复杂的交易流程。

5、央行数字货币和Libra

总有人拿央行数字货币和Facebook的Libra进行比较，但智堡网创始人、货币学者朱尘认为这两者大不相同。Libra建立在法币信用上，受到央行和金融机构的约束；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对法币进行技术升级——对原先的央行货币（M0）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本质上并没有改变银行存款准备金和现钞的货币属性。央行数字货币的具体场景还是服务央行所管理的支付侧，比如银行准备金之间的交易往来，还有就是现钞的数字化升级，并不神秘。而对普通人来说，央行数字货币让交易和支付都处于央行网络内，提升便利性的同时，也失去了纸币的匿名性和隐私性。

而外汇局总会计师孙天琦表示，应将Libra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情况外，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美元化。

6、中国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影响？

邵伏军认为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积极影响体现在：1、提升对货币运行监控的效率，丰富货币政策的手段。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将使货币创造、计账、流动等数据实时采集成为可能，为货币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且为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手段。同时，央行数字货币也能够有效地在反洗钱、反恐融资方面提供一些帮助。2、有利于提升交易流程的智能化的水平；3、切实提升支付特别是跨境支付的效率，建立开放的支付环境。

通证研究院在报告中认为，中国推出央行数字货币至少在捍卫数字主权；提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等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用数字货币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那是一种理想主义，毕竟美元的霸权在短期、中期，甚至长期，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是很难被消除或者替代的。“当前中国的金融处在一个调结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它转变为“金融为辅，经济实体为主”。我们货币规模也是超过实体经济的，也需要去调整。如果数字货币的概念依然是金融层面为主，那么它对真正的脱虚向实是否有推进作用，我是存疑的。”

冰川思想库研究院陈季冰也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法币依然是 社会 经济中的主要流通媒介，数字货币暂时会是一种尝试和补充。

7、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面临的难题

龙白滔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目标上，最大的挑战是美元国家化和与Libra类似的超主权货币。而应对这种挑战可以通过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来解决，但这不是“最根本和最彻底”的方案，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央行数字货币与友好国家分享铸币权。

而在邵伏军看来，当前中国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难题主要体现在：1、技术实现存在问题。当前技术水平，确实还难以实现对海量的货币实时数据采集、监控和分析，也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可编程的操作；2、国际协调难度大。各国支付市场的监管，各国差异很大，各国研究数字货币的出发点和目标也大不相同。3、底层基础不足。既缺乏相应的底层运作规范，也缺乏对相应的监管机制。

8、是否基于区块链发行？

穆长春在演讲中透露，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小组最开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时候，作过一个完全采用区块链架构的原型，但基于现有技术，无法达到零售级别的高并发要求。所以，最终央行层面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也不依赖某一种技术。

他表示，目前央行在技术路线选择上处于“赛马”、市场竞争优选的状态。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数字货币的研发，谁的路线好，谁最终会被老百姓接受、被市场接受，谁将最终跑赢比赛。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日前也撰文表示，央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帮助建立竞争性环境，使得最优的技术顺利凸显和发展，通过竞争选优来实现更好的技术应用。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技术进步速度很快，因此会出现一种技术在某一阶段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还会有另一项新技术出来，形成一浪接着一浪地往前推进的情形。

9、民众如何获取央行数字货币？

未来民众获取央行数字货币的方式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到银行开通一个数字货币的钱包，直接拿着手上的现金，包括纸币和硬币，换成数字货币（柜台办理）；第二类是直接拿现有账户上的钱，用网银在线购买，类似于把银行账户里的钱，转到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线上办理）；第三个是直接在场外交易，我转给你，你转给我，或我有什么东西要卖，明确只收数字货币。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三种形式的支付，网银、第三方支付（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官方数字货币，用户将钱放在何处取决于用户

㈥ 重磅，央行官方要发数字货币了！咋发，咋用，会通货膨胀吗

提起数字货币

人们更多想到的是这些“货币”↓↓↓

不过，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认证的数字货币，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能到你的手上了！

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透露：

从2014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研究已经开展了5年。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

消息让人振奋。不过，央行为啥要发行数字货币？怎么发行？怎么使用？会不会带来通货膨胀？

为啥发？

方便安全成本低

数字货币，一般简称为“DC”，是英文“Digital Currency”的缩写。

不过，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的英文简称是 “DC/EP” 。除了数字货币，还有电子支付的概念（EP即electronic payment）。

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此前就强调，研究数字货币， 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 。

对于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穆长春介绍， 要注重M0（纸钞和硬币）替代 。现有的M0容易匿名伪造，存在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的风险。另外，电子支付工具，基于现有银行账户紧耦合的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公众匿名支付需求。所以， 电子支付工具无法完全替代M0 。特别是在账户服务和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地区，民众对于现钞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

“我们DC/EP的设计，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比较好的工具。”穆长春说。

怎么发？

不直接发到老百姓手里

央行数字货币怎么发行呢？是不是直接发到老百姓手里？

理论上可以，但人民银行并没有采取这种形式，而是使用 双层运营体系 。

啥意思呢？就是央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

为什么不直接发给老百姓，穆长春介绍了央行的几个考虑：

1、单层运营架构，意味着央行要独自面对所有公众，挑战极大。

2、双层架构能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促进创新，竞争选优。

3、双层运营体系有助于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

4、使用单层运营架构，会导致金融脱媒。

但是，穆长春强调，在双层架构下，还是要 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

原因一，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 社会 公众的负债，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变。

原因二，为了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

原因三，避免运营机构货币超发。

怎么用？

主要用于小额支付

数字货币那么好，是不是在哪都能用？

穆长春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必须有高扩展性，高并发的性能，用于小额零售高频的业务场景。

“为了引导央行数字货币用于小额零售场景，不对存款产生挤出效应，避免套利和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级别钱包设定交易限额和余额限额。”

看好了，主要还是用于 小额零售场景 。

因为数字货币的匿名性，万一被用来洗钱怎么办？

穆长春说，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是M0的替代，应该遵守现行的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规定，对央行数字货币大额及可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告。

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想多了，不会

货币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货币超发。说白了就是，数字货币会不会带来货币超发？

穆长春认为， 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务关系 。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央行的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

实际上，只是单纯地全额缴纳准备金也不行。数字货币进入信贷市场，一样会出现货币派生和货币乘数，这依然有可能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

所以，又回到开始， 央行只是将数字货币限定于M0的替代 。

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这样就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㈦ 交易额突破600亿 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工具全面应用近了

数字人民币具有与银行账户松耦合、支付即结算、低成本等特性，可满足用户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别、多形态的差异化需求，避免因“数字鸿沟”带来的使用障碍。预计数字人民币将来的应用场景将全面超过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

移动支付已成为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但当前的支付工具主要由私人部门提供，可能存在市场分割、隐私泄露等风险。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央行数字货币(CBDC)，为公众提供可信、安全的支付手段，在提升支付效率的同时维护支付体系稳定。

交易额已接近620亿元

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与实物人民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

据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晓宇介绍，2019年底人民银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场景中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2020年11月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和大连也加入试点城市中。

今年7月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显示，截至6月30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132万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开立个人钱包2087万余个、对公钱包351万余个，累计交易笔数7075万余笔、金额约345亿元。截至10月，已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1.4亿个，企业钱包1000万个，累计交易笔数达到1.5亿笔，交易额接近620亿元。目前，有155万商户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涵盖公共事业、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和政务等各个方面。同时，工、农、中、建、交和邮储六家国有银行和网商银行、微众银行两家民营银行，已研发出包括纸质卡、可视卡、指纹卡、耳机壳、手表、手环、手套等在内的多种硬钱包载体，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两家电信运营商也上线各自的数字人民币钱包。

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介绍，央行下一步将根据试点情况，有针对性地完善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和使用。一是参考现金和银行账户管理思路，建立适合数字人民币的管理模式；二是继续提升结算效率、隐私保护、防伪等功能；三是推动数字人民币与现有电子支付工具间的交互，实现安全与便捷的统一；四是完善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建设，提升数字人民币的普惠性和可得性。

有利于保护信息安全

移动支付在全球发展迅速。近年来，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电子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得以更大普及。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中国移动支付金额同比增长近25%，普及率已达86%，在便利居民生活的同时有力支持了抗疫工作。

易纲说，当前电子支付工具主要由私人部门提供，可能存在市场分割、隐私泄露等风险，CBDC使得央行可以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为公众提供可信安全的支付手段。人民银行从2014年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在2016年搭建了中国第一代央行数字货币原型，同时提出M0定位、双层运营体系、可控匿名等基本特征。2017年起，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互联网公司等合作，共同进行数字人民币研发。2019年开始试点。

数字人民币和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工具存在区别。刘晓宇认为，首先两者的法律属性不同。数字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是安全等级最高的资产，而微信、支付宝仅是法定货币的支付工具；二是支付方式不同，数字人民币具有价值特征，可在不依赖银行账户的前提下进行价值转移，并支持离线交易，具有“支付即结算”的特性，而微信、支付宝则必须依赖于绑定的银行账户及网络状态，方可支付；三是在是否支持匿名支付方面，数字人民币支持可控匿名，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及用户信息安全，而微信、支付宝无法真正实现匿名支付。

刘晓宇说，在支付场景方面，数字人民币兼顾线上和线下，涵盖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交通、政务缴费、税收征缴、补贴发放等领域。将来数字人民币全面推广后，包括理财、信用卡、生活缴费等支付场景，数字人民币均可全面覆盖。

除此之外，数字人民币具有与银行账户松耦合、支付即结算、低成本等特性，未开立银行账户的公众也可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享受基础金融服务。同时，数字人民币钱包设计便于线上线下全场景应用，满足用户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别、多形态的差异化需求，避免因“数字鸿沟”带来的使用障碍。预计数字人民币将来的应用场景将全面超过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

与比特币有根本不同

最近屡被提及的比特币，与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有着根本不同。

据中央 财经 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震介绍，中美洲的小国家萨尔瓦多之前通过立法，将比特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但比特币等虚拟币并不是货币，而是基于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加密数字代币”，与以国家信用背书的“央行数字货币”有着根本的不同。而比特币的交易对一国的法定货币形成挑战。

刘晓宇说，比特币是一种在区块链技术基础上以P2P形式产生的虚拟货币。与大多数货币不同，比特币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发行，它是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依据特定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产生，即所谓的“挖矿”。比特币的总数量有限，具有稀缺性，该货币系统总数量为2100万个，并且从技术上保证无法再增加。

黄震说，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采用区块链和加密技术，宣称“去中心化”“完全匿名”，但存在缺乏价值支撑、价格波动剧烈、交易效率低下、能源消耗巨大等限制，导致其难以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发挥货币职能。当前全球众多国家正一边围堵打压比特币等基于区块链的加密数字代币，一边加快研究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央行数字货币。

据易纲介绍，目前，11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上开展了CBDC相关工作。对中国而言，研发数字人民币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货币和支付体系运行效率。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比特币等不法交易果断出手。黄震说，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要求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 社会 领域传递。

其实，早在2017年，我国就开始打击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据刘晓宇介绍，2017年9月，人民银行等7部门在《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强调，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上述公告将比特币、以太币等定性为“虚拟货币”；并指出“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强制性等“货币”属性，排除了“虚拟货币”作为“货币”的法律属性。

㈧ 干掉支付宝，颠覆美元——关于数字人民币，你是不是想多了

不久前，中国建设银行内测的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图片在网上流传。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数字货币钱包内测图片引起大家关注。而早在2019年10月就有中国工商银行《工银数字货币钱包服务协议》截图被曝光。至此，工、农、中、建四家大型银行数字货币测试的信息均已流出。从流传出的农行内测图片看，其显示的主要功能包括“扫码支付”“汇款”“收付款”“碰一碰”等，与银行电子账户日常功能基本相似。

据多家媒体报道， 央行数字货币首个应用场景将在苏州相城区落地 ，相城区一些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将在近期完成央行数字货币数字钱包的安装，工资中部分交通补贴也将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放。7月8日，滴滴方面宣布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进行合作，共同研究 探索 数字人民币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场景创新和应用。

其实，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成立了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随后，央行成立了从事法定数字货币研发的官方机构——数字货币研究所。该所主要工作职责是根据国家战略部署和央行整体工作安排，专注于数字货币与金融 科技 创新发展，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工作。2017年底，经批准，央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

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近期网传的数字货币信息为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测试内容，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数字人民币目前的封闭测试不会影响上市机构商业运行，也不会对测试环境之外的人民币发行流通体系、金融市场和 社会 经济带来影响。

2020年“两会”期间，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民银行较早开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目前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易纲强调：目前的试点测试，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8月3日，央行在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提到，法定数字货币封闭试点顺利启动，将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离正式推出不会太远，值得期待。

央行数字货币将如何影响我们？

回顾货币发展史，货币从自然物质货币进化成规制化金属货币，然后到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再到纯粹的国家信用货币，其形态上不断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就是要不断提高交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毫无疑问，作为整个金融活动的基础，更加方便快捷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方式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现金交易可能存在洗钱、恐怖融资等问题，数字货币有助于追溯交易动态和资金流向，有利于防范这些违法交易行为。值得一提的是， 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打破支付行业的壁垒，在所支持的银行和支付工具间实现流通，而支付宝和微信之间无法进行转账。 但央行数字货币不可能完全取代现金。除技术限制外，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易，用户习惯各有不同，现金与非现金支付手段将长期共存。

那么， 央行数字货币会不会冲击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的地位呢？ 从用户视角看，央行数字货币使用范围更广，适用于全场景，具有无限法偿性，具有强制性，而其他支付手段并没有这个功能。也有分析称，微信、支付宝使用场景已经很丰富，央行数字货币推出必要性不大。这样的看法，并没有清晰认识到央行数字货币的本质。央行数字货币对于微信、支付宝或不存在冲击与否的问题。数字货币的效力完全不是微信和支付宝能够相提并论的。相比非银行支付方式，央行数字货币安全性更高、不用绑定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还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使用，使用范围更广。将来，随着央行数字货币落地应用，用户支付选择将更加丰富，也更加方便快捷和安全。也许会出现一种可能，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人越来越多，使用微信和支付宝的人越来越少。不过，央行数字货币正式发行乃至大规模应用尚需时日。大家感知并认识数字货币优势，还需要一段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破除对央行数字货币的误解，避免过度夸大甚至神话数字货币。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只是增加了货币的存在形式，主要替代流通中的现金，用于国内小额、零售支付。因此，央行数字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关系不大，目前更不会颠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数字货币试点、应用将增加一些新的商业机会，但很可能没有市场预期高。此外，在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始终保持技术中性，区块链技术不是数字货币主要采用的技术。所以，还要警惕围绕数字货币、区块链进行的一系列炒作、投机等活动，对此类活动金融消费者不宜盲目参与。

㈨ 央行行长易纲专访释放六大信号！提到了数字人民币、货币政策

5月26日，央行官网发布央行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就重点问题接受《金融时报》《中国金融》记者采访全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采访内容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经济数据转好
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安排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使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待加大。
易纲认为，目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常态，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4月份制造业PMI为50.8，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易纲称。
易纲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根据央行数据，去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8.6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0.6个百分点；同期社融增速为10.7%。业界有时也用M2或者社融除以GDP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考虑到今年名义GDP增速低于去年，而M2和GDP增速目标高于去年，宏观杠杆率会阶段性上升。
五方面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
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市场高度关注这一工具的具体内容。
易纲解读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包括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信用债融资方面，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公司信用债净融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PPN）净融资规模2.2万亿，今年增加1万亿的目标意味着净融资规模将达到3.2万亿。今年市场利率下行，债券发行利率也走低，增加信用债融资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全年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048亿，其发行主体主要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易纲提出的目标相比去年增加了1000亿。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
金融风险关注银行风险，疫情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19）》披露了时间表：2018年边制订攻坚战行动方案，边落实各项工作举措，已实现良好开局；2019年承上启下，全面、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2020年是攻坚战收官之年，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
易纲认为，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在各类风险中，易纲重点关注银行风险。易纲表示，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具体来看，面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态势，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弱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第一季度，城商行利润同比下降1.2%，农商行利润同比仅增长1.9%，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7%和9.4%。
资本充足率方面，第一季度，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仅上升0.01个百分点，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更是同比下降0.16个百分点，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则分别同比上升0.47个百分点和0.6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同比分别上升0.57个百分点和0.0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下降0.0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下降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同比分别下降29.37个百分点和6.7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则上升了7.71个百分点。
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19年8月，央行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LPR参考MLF，贷款利率则锚定LPR——央行的政策利率能直接传导至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于2020年3月1日如期启动，并将于今年8月完成。
目前来看，货币政策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明显增强。央行数据显示，4月的1年期LPR品种报3.85%，相比改革前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46BP；5年期以上LPR品种报4.65%，相比改革前下降了25BP。企业贷款利率降幅更大，2020年3月，一般贷款利率为5.48%，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下降了62BP。
易纲认为，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
易纲指出，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数字人民币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易纲介绍，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他表示，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
易纲表示，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这一目标增速相比去年提高10个百分点。不过，去年普惠小微贷款任务超额完成。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五大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6万亿元，相比上年末增长53.1%。
一直以来，大量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结就在于缺乏足够的抵质押物。而信用贷款不需要企业提供完全担保，银行凭着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信誉的了解发放贷款，能够帮助诚信经营的企业快速获得融资支持。
2020年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其中，信用贷款占15.4%，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信用贷款业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以下为央行网站披露的专访全文：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冲击，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您怎么看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
易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病，已经影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人数超过540万，并仍在扩散。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失业人数大幅增长。特别是二季度，各国抗疫采取的“大停摆”措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集中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认为，二季度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将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经济收缩强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上世纪的大萧条。全球金融市场在前期巨幅震荡后有所缓和，但基本面因素持续严峻，风险并未消除。
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重大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记者：为应对疫情冲击，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采取了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在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看效果如何？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易纲：为对冲疫情影响，2月1日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迅速出台了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加大总量逆周期调节，创新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疫情暴发以来实施的对冲政策累计达5.9万亿元，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总量上，我们通过3次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超预期投放流动性，坚定支持我国金融市场在春节后2月3日如期开市，坚决稳定金融市场信心。
价格上，我们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行，并启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推动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结构上，我们根据疫情形势，精准施策，积极运用3000亿元专项优惠再贷款、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6000亿元新增政策性银行贷款额度，优先支持疫情防控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等。
政策配合上，我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对于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期限，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这些综合举措，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在大部分经济指标下滑的情况下，货币信贷逆势增长。1-4月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1.1%和12%，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体现了有力的逆周期调节。今年以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量增、价降、面扩”。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1%，增速比上年末高2个百分点。4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24%，比上年12月下降0.77个百分点。4月末在金融机构有贷款余额的中小微企业超过2800万户。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记者：当前，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凸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尽力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请问央行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有哪些举措？
易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一是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防疫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也就是支持保供。截至5月23日，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已支持银行向7000多家重点企业累计发放优惠贷款近2800亿元，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5%。专项再贷款是特事特办、特事快办，在抗疫保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放之前有严格流程，发放之中有台账制度，发放之后有审计部门的核查，对违规发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了专款专用。
二是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加大对有序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融资支持。截至5月21日，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支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含贴现）共4720亿元，共支持企业（含农户）57万户。专用额度政策设计是市场化的普惠金融机制，兼顾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中小银行的保本运营，对银企双方都是可持续的。
三是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截至4月30日，金融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了延期。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即对于2020年底前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2020年底前存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应付利息，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实行应延尽延。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小微企业应急转贷、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对复工复产核心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带动产业链恢复运转。推动及时支付条例加快落地，加大核心企业账款清欠。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促进中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督促核心企业账款确权，推动应收账款更多使用权责清晰的商业汇票。
记者：今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哪些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加大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有哪些防范措施？
易纲：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金融委具体要求，金融部门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成效。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平稳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有效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但是，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同时，若国际疫情形势长期化，全球经济增长受损日益严重，境外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仍会蔓延，对我国市场造成冲击，并给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带来不确定性。
下一步，我们会在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把握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中，人民银行将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处理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突出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最后贷款人的责任。一旦出现重大金融风险，相关股东和债权人应依法承担相应损失，严厉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违法违规、失职渎职等行为。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一步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有哪些考虑？
易纲：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人民银行已经分别于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放开贷款和存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人民银行启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LPR与市场资金供求相关性明显增强。比如，2020年5月发布的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85%和4.65%，自去年8月改革以来分别累计下降0.4个和0.2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市场资金供求变化。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增强。2020年5月中旬，新发放贷款中，利率低于原贷款基准利率0.9倍的占比为35.3%，是LPR改革前的近4倍，贷款利率的隐性下限已被打破。
三是有效促进了贷款实际利率的降低。4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1%，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降。
四是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
记者：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近年来金融部门坚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前开放举措的落地情况如何？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今年在金融开放领域还有哪些新举措？
易纲：近年来，金融部门集中宣布了40多条对内对外自主开放措施。目前，这些措施落地进展良好，绝大多数措施已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落地。
一是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限制不断放宽。
二是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配套的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三是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近期，万事达卡进入银行卡清算市场的筹备申请已获批，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贝莱德、路博迈等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这些开放措施着眼于提供开放、包容、充分竞争的金融环境，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部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风险防范，推动金融监管的能力、强度与金融对外开放相互适应、齐头并进。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内对外自主开放，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全部切实落地，吸引更多外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设定统一的准入标准，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
三是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简政放权，尊重契约，保护产权，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机制，将更多的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强化竞争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记者：中国央行很早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并且已经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重大意义是什么？目前测试工作进展如何？预计何时能够正式发行？
易纲：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有利于高效地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人民银行较早开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2014年，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末，经批准，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记者：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央行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做好“三农”方面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易纲：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金融支持与风险防范相结合，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组织、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抓好金融扶贫政策落实落细，强化扶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加大“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性。

二是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力度，帮助贫困地区培育和发展扶贫产业，推动金融支持与产业扶贫融合发展，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金融支持。
三是促进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加强贫困地区信贷资产质量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的监测，及时提示预警，防止出现“因贷致贫”。
四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支付、征信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巩固提升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水平。
五是做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能力，系统总结宣传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开展2020年后续政策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㈩ 关于央行数字货币，这是周小川迄今最深入的一次公开解读

数字人民币渐行渐近。继深圳红包之后，有消息称，近期数字人民币可能还会在其他城市进行公开测试。

但大多数人对于央行数字货币依旧陌生，各种误解、误读也不可避免。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澄清了人们对于数字人民币最大的一个误解，他表示：“ 微信、支付宝和数字人民币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微信和支付宝是金融基础设施、是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支付工具、是钱包的内容 ……同时，腾讯，蚂蚁的各自的商业银行也属于运营机构，所以和数字人民币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11月27日，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动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则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数字人民币（e-CNY）以及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之间的关系。

周小川表示， 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并非一个支付产品。DC/EP项目计划里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这些产品最后被命名为e-CNY，即数字人民币 。

此外， DC/EP与CBDC的开发思路并不相同。比如，在CBDC的设想中，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央行，而在DC/EP中，第二层商业机构实际上拥有e-CNY的所有权以及可支付的保证。

周小川还强调，在DC/EP的双层运营体系中，作为第一层架构主体的中央银行与第二层主体之间，并非人们所理解的简单的批发-零售关系。事实上， 第二层机构需要承担KYC、反洗钱以及用户数据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合规责任，而一般的CBDC往往认为这些责任都归属于央行。

周小川介绍， 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并非一个支付产品。DC/EP项目计划里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这些产品最后被命名为e-CNY，即数字人民币。

DC/EP双层运营体系指的是：第一层是中央银行，第二层为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公司等 。目前来看，已经开始运行的工农中建四家银行以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蚂蚁、腾讯等都在第二层之列。

周小川认为， 第二层机构至少应该承担以下责任：第一 ，要有适当的资本以减少风险。 第二 ，了解客户，即KYC（Know your customer）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也要承担起反洗钱和数据隐私保护的责任。 第三 ，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投入、设备的运行保养等责任。

作为第一层架构的主体，央行的责任则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维护数字人民币的币值稳定。 央行可以通过对第二层机构做出资本金或发行准备金上的要求来维持币值稳定。

其次是建设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 。周小川认为，理论上来说，央行内部也要从事研发，但央行自身的研发重点并非数字货币产品本身，而是应更加注重建设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

第三，央行有责任促进不同支付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 。当不同支付产品使用的标准或参数不一致时，央行可以在其中进行协调，从而提高产品的通用性，这对消费者将更加有利。

第四，央行要在动态演变系统中准备好应急和替代方案。 无论是系统故障还是升级换代，都需要有替代品或应急方案以保证支付功能不被中断，否则整个市场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央行自身也应研究一种能够起到应急或替代作用的数字货币。

总体来说，周小川认为， 在DC/EP这个双层运营体系中，央行需要通过自身的角色设计充分调动各主体积极性，从而使得各主体的长处都能够充分发挥。

周小川表示， DC/EP的开发思路与国际上一直在提的CBDC并不完全一致，DC/EP并非CBDC体系中的一种想法 ，二者之间主要有以下区别：

首先，DC/EP中的第二层机构事实上拥有e-CNY的所有权和可支付的保证，同时也拥有相应的系统、技术和设备。

周小川透露，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研究借鉴了香港三家发钞行（汇丰、渣打和中银香港）的情况。发钞行每发行7.8元港币，就要交给香港金管局1美元，同时金管局会发放一个100%备付证明书。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各银行发出的钞票是其负债，资产则是准备金，而中央银行的负债是其发出的备付证明。由此，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这种发行模式和CBDC所设想的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央行有所不同。

周小川也提出，为了维持币值稳定，央行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要求现钞100%的准备金，又比如采取类似于香港的做法提供证明书，也可以尝试安慰函的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方案之下，央行的支持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此外， 即使是100%的准备金，其针对的也只是现钞，在中国就是M0，其他的准现金类均不包含在内，更遑论M1和M2。

其次，DC/EP中双层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部分人认为的“央行搞批发、二层机构搞零售” 。正如前文所述，第二层机构需要履行包括KYC、反洗钱以及数据隐私保护等在内的一系列合规责任，而一般意义上的CBDC通常认为这些责任都归属于央行。周小川也同时指出，为了更好地保持系统稳定性，了解系统运行状况，央行应该掌握其所需的交易数据，但这只属于备份性质，央行本身不涉及直接的商业利益。

曾有人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央行和第二层主体之间的关系：商业银行发央行数字货币好比是发了一个信封，信封里的钞票是中央银行的钞票，但不同的银行设计的信封、防伪等都不一样，但本质上，信封里放的都是央行的货币。对此，周小川表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但并不完全准确。”

他进一步解释称，信封里放的可以是央行的货币，也可以是央行发放的备付证明书或安慰函，甚至也可以放商业银行自己设计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最终都要保持其稳定性和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第一责任人是第二层机构，而非央行。

事实上，早在2015-2016年，人民银行就在国际上提出了双层体系的设想。 之所以考虑双层体系，主要是因为结合国情来看，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更适宜采用一种竞争性、多方案、动态演进的经营体系。

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判断并选择最优技术路线？对于这一问题，周小川给出的答案是“很难”。此外，从一种方案切换到另一种方案，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将耗费极长时间。从纸币换代经验来看，每代人民币切换都需要十年左右，而且还有很多遗留问题。但同时，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容纳或试行多种技术方案。因此，一个竞争性、多方案的央行数字货币体系更适合中国。

DC/EP还是一个动态演进体系。 金融 科技 的发展十分迅速，支付系统也必须适应这种发展速度，不断演进迭代。周小川提醒， 在这一过程中要重视反垄断，因为垄断可能会对新的技术路线形成阻碍。

周小川还谈到对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DLT）的看法。就区块链和DLT的一些技术特性，如去中心化，周小川认为， 需要考虑去中心化是不是支付体系现代化所真正需要的特性 。

他的观点是，其实不见得，而且搞不好还可能带来不少弊端 。

再如不可篡改性，周小川指出，现有系统特别是账户系统，被篡改的概率极低。而且，也要考虑交易出错时如何主动修改的问题。“在支付领域中偶尔会发生错误，需要更改，但这种更改并不只是通过一笔负向交易做对冲，而是要同时彻底更改或抹除原本错误的交易记录，否则错误的交易信息可能会被误用，比如错误地进入征信系统。然而，目前区块链强调的不可篡改性恰恰和这种需要存在矛盾。”

周小川同时表示， 区块链和DLT一直是央行数字货币体系中的方案之一，但是其仍有技术问题待解决，尤其是支付处理能力亟需提高。从零售系统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一技术暂时无法占据主流，仍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周小川表示， 数字货币交易要求可控匿名，这意味着既要有匿名性，但又不能完全匿名，需要保证监管机构特别是反洗钱机构能够掌握这些数据，在此基础上，要最大限度保护客户隐私。

周小川主张，要充分研究和吸收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中的一些规则。

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此前大数据交易盛行时，很多个人隐私数据已被泄露，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已被泄露或买卖。尽管可以删除一些信息或者更换密码和账户，但这类操作非常复杂耗时，且无法有效保证安全。周小川提出，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些风控手段来保障数据隐私安全，比如对账户进行分层次的限额管理等。

在谈到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问题时，周小川认为， 类似Libra的以跨境汇款为侧重点的应用存在一定问题，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还是应注重在零售系统中的应用，同时重点解决跨境 旅游 等经常项目的支付问题。

在以零售为基础的前提下，周小川强调，要尊重各国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一个国家如果十分强调其自身的货币主权、强调其自身的汇率制度和有关兑换和汇款的规定，那么数字货币在推行时也应对其给予充分尊重。有的国家会担心本国“美元化”或“人民币化”，对此，周小川认为， 央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跨境支付合作的清算环节。

本文据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动上的演讲写作而成，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