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窃取他人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货币是否构成侵权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货币是私人财产的一种吗
如果该装备金额较大是可以构成《刑法》上的盗窃罪的，“网络游戏装备” 是网络游戏玩家通过劳动投入，不断地升级、攻关、打怪而获得的虚拟财产，在此其中玩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劳力，在现实中是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有其固有的价值，应受到现实社会的法律保护，也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我国承认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性，属于个人财产的一部分。
相关案例：
2006年1月，深圳南山区法院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盗窃QQ号码案作出一审判决，11名被告利用木马病毒的方式，非法盗取数百万个QQ号码和网络游戏账号、道具，并在网络上销赃获利70多万元被认定侵犯通信自由罪分别被处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法院认为为，依照法律规定，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但在我国相关法律均未将QQ号码、QQ币等纳入刑法保护的财产之列，因此，QQ号码和Q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保护对象。
2007年3月的国内首例偷盗虚拟财产被重判的案件中，两名靠虚设电话号码非法盗取QQ游戏币获利70余万元的罪犯胥某和陈某，被浙江省丽水市法院一审判决，以盗窃罪被判处13年和10年徒刑。
『贰』 虚拟货币买卖被认定为非法经营合理吗从一起案例来解读
虚拟货币买卖交易，通常会涉及罪名包括帮信罪、掩隐罪和洗钱罪。原因在于，交易过程中，人民币款项可能会涉及赃款与洗钱问题，若能证明交易者主观上明知自己在帮助转移、收付赃款或洗钱、辅助网络犯罪，则涉及相关罪名。反之，若无涉及赃款洗钱等，则难以构成相关犯罪。
事实上，根据现有监管规范，虚拟货币买卖交易并未被定义为犯罪行为，且虚拟货币的虚拟财产属性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流通与货币可兑换性背景下，基于交易形态的多样性，虚拟货币买卖在实践中可能被定性为外汇类非法经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以一公开报道案例为例，该案例聚焦于2021年，当事人陈某通过买卖虚拟货币进行非法经营，最终被判非法经营罪。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利用买卖虚拟货币的形式变相买卖外汇，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决陈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另一涉案人员李某毅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十天，并处罚金1000元。
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需符合《刑法》第225条的规定，即违反国家规定，进行特定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者将被处以相应刑罚。此罪名的认定需明确是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或限制性规范，且非法经营行为必须符合《通知》中所列的四种类型之一，或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
案例中，法院关注交易双方按当日人民币与外币汇率进行虚拟货币兑换，将其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然而，交易双方进行的虚拟商品买卖，本质上是定价方式的问题，并非交易标的性质的变化。USDT作为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虚拟商品，不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定，因此不被视为外汇。法院的判决仍有争议，未来是否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存在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买卖虚拟货币的行为可能因特定交易模式而构成非法经营罪，需谨慎行事，避免相关法律风险。案例和判决提示虚拟货币兑换业务存在极高风险，可能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建议避免在国内从事此类业务。
『叁』 虚拟币涉嫌什么犯罪
网络虚拟货币仅仅是作为财产的内容，可以构成很多以财产为犯罪客体的罪名。
虚拟币涉嫌的犯罪类型
1、诈骗罪
虚拟币投资有时可能涉嫌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虚拟币投资领域，诈骗行为可能表现为假冒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骗取财物，或者通过虚假趋势图、名人支持、内幕消息等诱饵引诱投资者投入资金，随后通过后台控制数据侵吞受害人钱财，或直接卷款跑路。这种行为如果达到一定金额，可以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定罪处罚。
2、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虚拟币交易直接被规定为非法吸收资金的方式，如果涉及币币交换或币币融资、理财的平台，可能涉嫌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吸罪名的第三档，门槛定在5000万以上。对于网贷平台和虚拟币交易平台的时间极为有限，如果在2022年3月1日后仍然存在此类行为，将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是虚拟币涉嫌的一种犯罪。例如，通过交易虚拟货币的方式接收、转移诈骗等网络犯罪所得款，并从中获利，这种行为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4、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虚拟货币洗钱风险的另一高发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行为人如果明知系犯罪所得仍予以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5、其他可能涉嫌的犯罪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犯罪类型外，虚拟币还可能涉嫌其他一些犯罪，例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等。
利用互联网进行非法活动的，可能涉及如下犯罪：
1、《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希望以上内容能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有其它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
【法律依据】：《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六十五条【盗窃罪】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肆』 买卖虚拟货币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导言：当前司法实践中，部分侦查机关在处理虚拟币交易案件时，存在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他们往往认为，炒币不违法，但当问及法律依据时，他们通常会提到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924”文件，认为该文件禁止了虚拟币交易。这一错误理解导致了对单纯个人买卖虚拟货币行为的不当定性，引致了不必要的法律困扰。本文旨在系统性地解析这一问题。
一、法律文件概览
1. 2013年12月3日，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比特币为特定虚拟商品，具有财产价值。USDT作为稳定币，应与主流虚拟货币一样，受到法律保护；
2. 2017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并未禁止个人持有、买卖虚拟货币，包括USDT；
3. 2021年9月24日，央行等十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中，虽然强调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行为的潜在风险，但并未否定个人持有、买卖虚拟货币的合法性，而是明确了虚拟货币作为商品的财产属性。
二、交易性质与犯罪界限
虚拟币交易可能引发其他犯罪，如非法集资、非法经营、传销犯罪等，但单纯交易行为本身并非刑事犯罪。判断是否构成犯罪需明确行为是否违反相应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除非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否则不得定罪处刑。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买卖虚拟货币构成刑事犯罪。
三、法律后果与保护
个人进行虚拟币交易，只要不涉及系统性的商业行为或与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无关，通常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从法律层面，虚拟币交易本身违法的后果顶多是合同无效，投资失败，不受法律保护。法院在处理相关纠纷时，会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但同时会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总结：个人持有、买卖虚拟货币行为的本身并不触犯刑事犯罪。但在实际操作中，个人应当注意交易的安全性和合法性，避免涉及非法活动。法律界对虚拟币交易的界定和处理正逐步明确，以保护交易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伍』 刑法修正案九对抢劫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
网络虚拟财产是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网络游戏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名词，侵害网络虚拟财产的犯罪则是以虚拟财产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其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网络虚拟财产。
在探讨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定性之前，首先要对“网络虚拟财产”(以下简称为虚拟财产)的范围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虚拟财产分为广义的虚拟财产和狭义的虚拟财产，广义的虚拟财产即一切存在于特定网络虚拟空间内的、具备现实交易价值的或不具备交易价值的、由持有人随时调用的专属性的数据资料。从目前技术发展情况看，包括ID账号,免费与收费的电子邮箱、QQ号码、网易泡泡币(用来购买免费短信)、虚拟货币、虚拟装备等等。狭义的虚拟财产，是指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即指以网络游戏为基础，在网络游戏空间环境中，由网络游戏玩家控制的ID账号项下记载的该ID通过各种方式所拥有的“宝物”、“宠物”、“武器”、“级别”、“段位”等保存在服务器上的，由玩家随时调用、创建或加入游戏中的数据资料和参数。
狭义的虚拟财产仅指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但是网络虚拟空间并不限于网络游戏世界。因此我们本文中对虚拟财产采广义说。我们认为，虚拟财产应是“虚拟”的而不是现实中的财产。它必须是存在于虚拟世界中，在虚拟世界中具有实质的内容，而不是仅仅是现实世界的替代品。如当当网、淘宝网等网上购物中的货币等，这些货币仅仅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它不具有虚拟的属性，其中的财物不属于虚拟财产。再如网络银行中的电子资金只是现实财产的记载，即使因不可抗力而致使记载现实财产的数据库崩溃，现实财产实际上并不受损失，这些电子资金也不能成为虚拟财产。但对于QQ和E-mail等，虽然与现实中的邮箱、书信类似，其中的功能远非现实中的邮箱、书信可比，如其中包含网络相册、网络硬盘、虚拟空间等等，所以我们认为QQ和E-mail等可以成为虚拟财产。根据取得方式的不同，虚拟财产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网络游戏或论坛的高等级的帐号(ID)、数字较好的QQ号码和E-mail等。网络用户通过自身不断的网络社区活动，使自己在网络社区中的级别提升，从而在网络虚拟社区中拥有更大范围的自由和权限。这类虚拟财产可以从网络服务商那里免费申请或付费取得，如QQ号码，早期的五位、六位的QQ号，并非通过有偿方式取得，只是由于此类资源具有满足网络用户一定需要或代表一定的高水平而为网络用户所追求，从而出现了现实的买卖行为。而如今九、十位数中的数字较好的QQ号码，需要从网络服务商那里付费取得。
第二类是网络服务商发行并出售的，用于网络消费的虚拟货币，如游戏点数。这类虚拟财产一般需要从网络服务商那里购买。
第三类是网络用户在享受某种网络服务时根据既定的规则所取得的“财产”，如网络游戏设定中的物品、装备、宠物，或他人的网络虚拟货币，从而成为自己的虚拟财产。这类虚拟财产通常是玩家在游戏中过关斩将“练”出来的，也可能通过网络服务商或其他玩家购买得到。
二、我国司法实践对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
1、盗窃他人用现实货币购买的虚拟财产。
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盗窃他人虚拟财产，加以变卖的行为;另一种是盗窃他人虚拟财产自己使用的行为。这两种行为，虚拟财产均与现实世界发生了交互，盗窃被害人的虚拟财产实质上等于盗窃了他人现实中的财产，虚拟财产只不过是现实经济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已，虚拟财产已具有了现实世界中财产的性质，对于前一种情况，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比较明显，应当认定为盗窃罪。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价格的计算问题，该行为中存在两个价格，一个是被害人的购买价格，一个是行为人的变卖价格。具体如何确定，下文再行探讨。
对于后一种情况，行为人盗窃他人虚拟财产没有变卖，而是留与自己使用，这种情况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难以认定。我们认为，可参照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为《盗窃问题解释》)。该解释规定，对偷开汽车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变卖或者留用的，应定为盗窃罪。所以我们认为，盗窃他人虚拟财产自己留用的，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归还、日后也并不想归还的，也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人仅仅是出于娱乐目的或其他恶意，如报复等盗窃他人虚拟财产的，这种行为仅仅是一种使用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一般不应认定为盗窃罪。《盗窃问题解释》规定，为游乐，多次偷开汽车，并将汽车遗弃，严重扰乱工作、生产秩序，造成严重损失的，可以按扰乱社会秩序罪论处;为游乐，偶尔偷开汽车，情节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应当责令赔偿损失。这里，《盗窃问题解释》也没有将上述两种行为认定为盗窃罪，道理是一样的。
2、盗窃他人未用现实货币购买的，但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财产。
如从网络服务商那里免费申请的五位、六位的QQ号，或玩家在游戏中过关斩将“练”出来的网络上明码标价可以变卖的物品、装备等。这里也分两种情况：一种盗窃他人虚拟财产，加以变卖的行为;另一种是盗窃他人虚拟财产自己留用的行为。前一种行为，尽管虚拟财产并非被害人用现实货币购买的，但其虚拟财产可以变卖为现实的货币，侵害被害人的虚拟财产实际上就等于侵害其现实的财产，而且行为人将该虚拟财产加以了变卖，实际上已经牟利，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后一种行为，由于虚拟财产并非被害人用现实货币购买的，尽管该虚拟财产可以变卖为现实的货币，但是盗窃他人虚拟财产是供自己留用，并没有变卖，该虚拟财产并没有与现实世界发生任何交互和有意义的联系，其所具有的现实世界中的财物的性质并没有体现出来，还完全属于虚拟空间中的行为，特别是从网络服务商那里盗窃虚拟财产自己留用的行为，行为人并不能完全控制该虚拟财产，而网络服务商也并没有失去对该虚拟财产的控制，我们认为刑法不宜介入，不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三、盗窃虚拟财产的数额确定问题
认定盗窃罪除了盗窃对象必须是公私财物外，还要达到情节上的标准，即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案件，认定盗窃数额是判断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关键。对于虚拟财产的估价，不少人提出了这样几种方法：通过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或由玩家举证，根据玩家的投入成本计算;或根据黑市的交易价格来确定;或由游戏运营公司进行定价;或以原始的以物易物交换来代替;或建立统一的转让交易平台，以一段时间以来转让的平均价格确定。
要对虚拟财产估价是非常困难的，这些方法均不可行。首先，虚拟财产的价值不遵循价值规律，不能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其次，根据玩家的投入成本计算，因人而异，同样的虚拟财产，数额差异会很大，这有违刑法适用公正原则;第三，黑市交易本来就不公开且价格变化无常，用不公开和不准确的信息作为依据是荒谬的;第四，让运营商充当物价局的角色，运营商就具备了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显然是不妥的;第五，虚拟财产的可交易性是不完全的，因此“以物易物交换”或“建立统一的转让交易平台”的估价方面不具有可操作性。
那么，盗窃虚拟财产的数额如何认定呢?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况：
1、对于有确定的交易价格的虚拟财产来说，因为虚拟财产已经具有“财物”属性，其价格是客观可信的，盗窃数额无疑应按交易价格认定。秘密窃取网络环境中的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的，应当按该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实际财产遭受损失的数额确定盗窃数额。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财产数额，可以通过该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交易价格来确定。因为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被害人的财产一般就会受到相应的损失，盗窃数额与被害人受到的财产损失密切相关。毕竟只有现实生活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公私财产，才是刑法要保护的客体。如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诉孟某、何某某网络盗窃案中，用被害单位茂立公司与腾讯公司、网易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交换价格来计算被盗Q币和游戏点卡在现实生活中代表的财产数额，能准确反映茂立公司遭受的财产损失。在目前对Q币和游戏点卡的盗窃数额如何计算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起诉书没有按网上公认的Q币和游戏点卡销价计算，而是按照茂立公司购进时实际支付的价格认定盗窃数额，具有合理性。
2、对于没有经过交易的虚拟财产来说，如玩家在游戏中“练”出来的虚拟财产，由于游戏过程并不产生价值，因此应以被告人盗窃后牟利的数额进行认定。如，2004年8月，广州网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举行“大话西游”两周年庆典，颜某被聘为会务人员。颜某利用工作便利，私自截取了参加庆典活动的游戏玩家的个人资料，然后通过伪造他人身份证，截取他人网易通行证号，窃得多名游戏玩家的账号及装备并转卖，非法获利3000余元。2005年12月19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罚金5000元。
3、对于虚拟财产既有交易价格，又有牟利的价格，而且交易的价格和牟利的价格不一致时，应该按照交易价格还是行为人牟利的价格呢，我们认为以交易的价格为宜。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7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这就是说，对于被盗物品的价格，一般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但如果销赃数额更高的，盗窃数额应当按销赃数额计算。同样，盗窃虚拟财产的，如果虚拟财产既有交易价格又有牟利价格的，一般应该按照交易价格计算。但如果牟利价格更高的，则应当按牟利数额计算。
『陆』 交易虚拟货币是否会认定为洗钱罪
众所周知，在各地官方反诈骗、反洗钱的宣传推文中，都把虚拟货币纳入是洗钱的新型手段。但是在实务中鲜有将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行为直接定性为洗钱罪，而是多以帮信罪、掩饰隐罪或者上游犯罪的共犯予以处罚。
网友询问：
交易虚拟货币是否会认定为洗钱罪？
北京道可特（天津）律师事务所贾永强律师解答：
如果个人仅仅是买卖虚拟货币并不会涉及犯罪问题，但是，很多人会利用虚拟货币进行一些犯罪活动，例如诈骗、洗钱等。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把集资诈骗的资金、财物进行转换、转移定性为自洗钱的行为，特别是在以虚拟货币为骗取对象的案件中，比如张三集资诈骗的财物是1万个比特币，然后将部分比特币变现成人民币，这种行为，有可能被指控自洗钱。
2021年9月15日，国家多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我们主要关注一下以下4点：
1、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2、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3、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4、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
北京道可特（天津）律师事务所贾永强律师解析：
洗钱罪：是指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的行为。可以将洗钱罪理解为一个特殊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洗钱罪的认定主要分为论上游犯罪事实的认定以及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五种洗钱活动两部分。首先，上游犯罪。洗钱罪的对象是上游犯罪的收益及其收益，即如果洗的非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则并不成立洗钱罪。
具体而言：
1. 毒品犯罪指刑法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
2.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是指以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活动组织及成员为主体实施的各种犯罪（部分财产犯罪）；
3. 走私犯罪指刑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走私罪；
4. 贪污贿赂犯罪则需要细分讨论，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包括在其中。当然，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并非所有罪名均可成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例如《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需要具体案例分析。挪用公款的成立并不要求占为己有，并且公款不是上游犯罪的“所得”。而挪用公款后产生的收益属于上游犯罪产生的收益，可以作为洗钱罪的对象。
5.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犯罪，分别刑法第五节的规定和刑法第三节所指的犯罪。
其次，关于洗钱的行为，《刑法》第191条规定了五种：（1）提供资金账户；（2）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3）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4）跨境转移资产的；（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只要具有相关证据能够认定上游犯罪事实的，上游犯罪未经刑事审判也不影响对洗钱罪的认定。
贾永强律师简介
贾律师毕业于海南大学法学院。执业以来，代理多起刑事案件，多起案件取得缓刑、无罪、不起诉乃至撤销案件的承办结果，获得当事人高度评价；贾律师担任多家公司法律顾问，办理大量合同纠纷和债务纠纷，执业经验丰富。
『柒』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
『捌』 抢劫150个比特币怎么定刑
我国《刑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
持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观点，认为比特币作为虚拟财产，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财产，不是盗窃罪的保护对象“财物”。在我看来，这种解释结论没有注意到虚拟财产的价值属性，不能因应信息网络时代的发展。
第一，《刑法》第九十二条虽然规定了财产的犯罪，但却没有规定财产的存在形态及其种类，更没有明确财产的有形与无形。相反，“其他财产”的规定，为比特币这种无形财物，预留了解释空间。
第二，《刑法》第265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将电力、燃气、自来水等财物作为盗窃罪的对象。既然如此，盗窃罪的保护对象不限于有体物，可以包容无形物，甚至财产性利益。
第三，虚拟财产虽依附于网络空间，但是其本身同现实财物具有一定的换算方法以及交易规则。所以，形式上的虚拟，不意味着价值的虚拟。相反，其代表着权利人的现实财产。此外，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是财物的所有权或者财物事实上的占有。由于比特币的载体是数据，权利人按照一定的操作方式，可以实现对其控制、占有、处分。
第四，将比特币解释为财产，不是类推解释。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区别在于，是否超越了文字可能的文义范围。随着数据的越发重要，虚拟财产已广为人知，并被作为新的财产类型置于法律体系之中。比特币作为虚拟财产的典型代表，更是被作为一种代币加以使用，远非游戏虚拟货币可比。即便将比特币解释为财物，也没有超越一般人对“财物”的预测可能性。
比特币作为虚拟财产，符合刑法上“财产”要件，具备财产性。因此，窃取比特币案件中，以盗窃罪加以规制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