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虚拟货币“挖矿”违法!苏州发布行业内首个虚拟币犯罪侦查指引
虚拟币交易自去年9月被央行等多部委列为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以来,国内各地公安、检察机关等披露了一批涉虚拟币交易、结算等非法案件,而近期,除了将虚拟币交易、结算等活动视为非法行为之外,与之相关的挖矿行为也被列为违法犯罪行为。
4月28日,浙江湖州相关执法部门公布的一起案例中了解到,湖州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协同吴兴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分局于近期查处了一起价值百万元的重大虚拟货币“挖矿”案件,该案也成为湖州市推进“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以来破获的首起要案。
据了解,在此前的4月12日,浙江省发改委通过日常监测平台监测到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存在部分异常IP地址登录情况,疑似为非法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并立即将相关情况告知吴兴区发改经信局。随后,吴兴区发改经信局联合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吴兴公安分局组成专门行动小组,在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开展逐一排查工作,最终在上强村南园自然村一间简陋的出租民房内查获上百台矿机。
无独有偶,在4月27日,江苏苏州相城区检察院官微“相城检察发布”发布一则消息显示,该区检察院近日制发了《涉虚拟货币犯罪侦查指引》(下称“指引”),针对虚拟货币隐匿性强、跨境流通快、价值兑换多元等特点,为规范侦查工作提供全流程指导。
“从今年3月上海公安发布首例超亿元虚拟货币网络投资诈骗案,到江浙等地陆续公布的相关案例,对于该领域的犯罪查处频率明显增加。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以前虚拟币挖矿被列为淘汰项目,浙江最新公布的指引则直接将其连带定性为虚拟币交易违法行为,可见国家对虚拟币领域的清理整顿力度加大,势头不减。”
“挖矿”交易同样违法
从湖州官方发布的案情获悉,在4月15日,当地执法队员通过调查询问,当事人承认在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的出租民房内从事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并进行以太坊等虚拟货币境外网络兑换。
其后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赶赴杭州,与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浙江分中心合作,首次通过高科技手段进行技术鉴定和证据固定,经鉴定确认当事人所持有的网络设备属于虚拟货币挖矿设备;
4月18日,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队员、吴兴区发改经信局工作人员和湖州深蓝计算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埭溪镇对剩余设备(包括U盘、移动硬盘)进行现场核验。经核验其中121套设备存在虚拟货币“挖矿”数据(总价值近300万元),执法队员现场制作设备数量清单,交由当事人签字确认,目前该案行政处罚告知书已送达当事人。据悉,湖州吴兴区已查处相应违法案件4起,查获挖矿设备132台,涉及金额350万元,可以腾出用能空间约330吨标准煤。
“从该案中透露出一个讯息,‘挖矿’交易已被视为违法活动。这几年针对‘挖矿’产业国家的政策是逐步收紧的,从鼓励到淘汰,再到限制违法,挖矿后即使不交易,它本身高耗能的性质也不符合我国碳中和的总目标,因此可以预见国内‘挖矿’将被严控。”
而在上海资深加密货币市场研究员王恒看来,当前虚拟币交易的违法犯罪风险越来越高,以前只是针对ICO现场严厉打击整顿,这一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性特别高,因此监管及公安部门也将其列为与传销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样的罪名。而现在‘挖矿’交易也同样违法,虽然不一定受到刑事处罚,但从交易金额来定性,经济处罚必不可少。
业内现首个虚拟币犯罪侦查指引
长三角地区近年来关于虚拟币交易犯罪案的数量和金额都不小,其中不乏涉案金额过亿元的案件。
今年315期间,上海市公安局对外正式披露所侦破的上海首例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网络传销犯罪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0余名,涉案金额达1亿余元;
2020年11月,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一起涉案金额超77亿元的 WoToken 特大网络传销案的二审刑事裁定书,驳回对一审结果不服的上诉人的上诉,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高玉东等多个犯罪嫌疑人刑期以及经济处罚,该案也成为国内迄今最大的一起虚拟币交易大案。
4月17日江苏苏州相城区检察院所公布的指引中也表示,该院近年来办理了多起涉虚拟货币刑事案件,涉及虚拟币的组织领导传销案、电信网络诈骗案,涉案资金高达数十亿元。
据了解,该指引共十四条,对虚拟货币案件财物的查扣,证据的调取,财物的处分进行分析归纳,引入第三方技术公司解决虚拟货币资金流向等技术性问题,力求规范和完善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将电子数据作为涉虚拟货币案件的侦查重点,立足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对保存原始存储介质、现场提取电子数据、远程勘验、电子数据检验与鉴定等办案流程进行了详尽规定,并从线索收集、证据提取、金额认定等全链条、精细化引导侦查,破解侦查难题,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指引还加大了追赃挽损和反洗钱力度,秉持决不让犯罪人员在经济上获利理念,要求对涉案赃款应追尽追,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损失。如针对犯罪嫌疑人通过这种平台转移虚拟货币、从事洗钱犯罪等行为,指引建议侦查机关对资金流实时监控,锁定资金最终去向,准确认定涉案金额。
对此,相城区检察院检察长寿樱表示,虚拟货币洗钱黑灰产业链不断演变,逐步呈现规模化、专业化趋势,数字经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消费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应当聚焦企业所盼、群众所需重点发力,提升检察履职的精准度。指引的制发偏重于社会效果,也是从保护公民权益角度作出的努力。
“这份针对虚拟币犯罪侦查的指引,可能是业内首次成体系的文件,因为虚拟币犯罪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其隐蔽性和跨境交易的特点都比一般的经侦、刑侦案耗费精力要大,能够将案件侦办经验具体化,对于我国公检法部门在此领域内进行犯罪侦查会提供便利。”
⑵ 非洲矿业AMBC是真的吗
还在相信“AMBC中非国际矿业”的人,请仔细去看看吉林警事,四平公安宣传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这篇文章《 》,仔细看看里面的图片,以及主要嫌疑人被通缉的报道:
全市公安机关“打击、查处、整治”百日会战开始后,梨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不断加大打击新型网络犯罪力度。
近日,成功侦破一起公安部督办、涉案金额高达三亿的“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抓获嫌疑人25人,扣押涉案资金300余万;扣押涉案各类电子设备200余套;扣押伪造书籍3000多套;扣押伪造国家机关证件300多个。
一女子资金流异常引关注
2020年4月22日,刑警大队反电信网络诈骗中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女子资金流异常。
于是,办案民警对其展开秘密调查。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发现,这名叫刘某霞(50岁)的女子每天银行交易十几次。该女子使用一款APP软件,已经拉拢会员9400多人。
4月14日,主管刑侦副局长徐庆华、刑侦大队长张占伟经过深度研判之后,让副大队长王君带领反电信网络诈骗中队民警陈航、王一凡等人将刘某霞传唤到办案区。
可狡猾的刘某霞拒不交代使用APP软件拉拢会员犯罪事实。 于是,王君带队在其家中搜出了作案所用手机,在手机上发现刘某霞参加了投资“中非国际矿业”虚拟货币APP软件,这款软件打着“一带一路”项目旗号;
通过拉拢会员,进行虚拟货币投资返利,是典型的“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件。 由于证据确凿,犯罪嫌疑人刘某霞交代了全部过程及上线。
深度研判幕后“大鳄”浮出水面
经过深度研判之后,王君和办案民警发现款APP软件的幕后在境外。但客服部、技术部及主要组织者、经营者分布在全国各地。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服部、技术部分别在山东省泰安市和陕西省西安市,7名组织者、经营者在广西南宁、辽宁省盘锦市、山东省泰安市等地。
⑶ 挖“比特币”等非法“挖矿”行为可能涉嫌的罪名
加密数字货币非法“挖矿”行为可能涉嫌的刑事犯罪
作者:李俊南 ,上海华勤基信(杭州)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近年来,比特币、莱特币、狗狗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火热行情吸引无数一夜暴富心态的人群积极参与,币安、火币、OKEx之类的网站迅速扩张拥有大量交易参与方,除了通过买卖途径,很多人也选择通过“挖矿”获得加密数字货币。在“挖矿”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行为,而其中部分行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笔者认为,如果要辨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必须先就加密数字货币和“挖矿”行为的概念进行了解。
第一部分 关于加密数字货币和“挖矿”的概念和性质
一、加密数字货币的概念
口语化普遍使用“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来指称比特币、莱特币、USDT、狗狗币等,其实“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的范围比较广泛,泛指不受管制的、数字化的货币,包括我们日常所知道的腾讯Q币、盛大元宝等 游戏 币或置换网站内部增值服务等的网络专用币,也包括加密数字货币,笔者本文探讨的各种行为或情节特指加密数字货币。加密数字货币是一种使用密码学原理来确保交易安全及控制交易单位创造的交易媒介或者商品,来源于开放式的算法导致没有固定的发行方或管理方,通过网络计算方法进行解密获得原始数字货币,因为算法解总量可控从而做到让数字货币总量固定,交易过程获得网络中各个节点的认可从而导致交易行为的固定性或安全性。
加密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或者形式货币的数字化不同,《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1]和《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2]明确其作为虚拟商品的性质,“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货币最初为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而后变为金属(尤其是金银),这些本身即有价值的物品被挑选出来赋予交换权,按照某一时间点特定的价值比例可以循环、普适地交换其他商品或服务。政府(包括其他具有公信力的主体)成立后发行法币,基于政府公信力和金银储量等基础进行许诺,赋予法币可以代替实物货币进行与商品或服务之间的交换。法币(比如人民币、美元、英镑等)是在主权信用、货币契约理论和金银储备等基础上而被赋予的代表一定可供交换价值的 社会 接受度。而 社会 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发行法币时,主权机构将会就该等份额的法币做出相应信用许诺,法币具有转化为真实实物价值的可能性。通常每个主权国家或区域只是用一种法币,由中央银行发行和控制,严格遵循“MPQV”的公式进行计算,避免发生严重背离市场的通货膨胀或紧缩。
加密数字货币背后并没有所谓的主权信用或价值支撑,是通过区块链技术保密和流通、计算机算法而获得的虚拟物。区块链是用分布式数据库识别、传播和记载信息的智能化对等网络。2009年比特币第一个区块被开发出来,有人称之为“创世区块”。用于加密数字货币的计算机算法,目的是生成一种虚拟标记,这个标记被设定的程序认为完成了程序要求的解或运算结果程度,基于运算结果给这个标记一定的数字货币值。这个值本身没有内在价值,是数学难题的解答,充其量可能对应的就是解法研发和所耗费的“矿机”购买价格、能耗价格等,而前者无法代表有价物,后者代表的只有消耗而没有创造。
二、“矿机”和“挖矿”
获得加密数字货币的初始方法就是运算,需要借助计算机(“矿机”)来完成复杂运算过程。“矿机”通过中央处理器芯片或者显卡参与数学计算,开展“挖矿”过程。如果能够计算出结果,那么被赋予一个或者几分之一个数字货币值。以比特币为例,“挖矿”就是找到一个随机数(Nonce)参与哈希运算Hash(BlockHeader),使得最后得到的哈希值符合难度要求。
“挖矿”过程涉及的参与方和设备材料包括矿工、矿机、矿机销售方、矿池管理方、区块确认和广播等。矿工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参与“挖矿”的每个人或机构,矿池是为了避免单个矿工“挖矿”收益的不稳定性而聚合矿工后产生的集合,根据不同矿工的运算贡献对收益结果进行分配,区块确认和广播是通过区块链节点互相认可某一个矿机代表的矿工工作量证明,进行记账和通知其他节点。矿工的收益存储于有密钥的电子钱包中,可以查阅、使用和交易。“挖矿”的形式主要分为集中托管式和分布式,前者是矿工将矿机托管给某个矿池管理方,矿工支付电费和管理费,矿池管理方统一进行操作维护;后者是矿工自行管理矿机。
笔者认为单纯的“挖矿”行为在此前并未存在任何有关于涉嫌违法的法律规定,但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一次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坚决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此后就虚拟货币非法“挖矿”行为应当会出台进一步的规定。
第二部分 非法“挖矿”行为涉及刑事犯罪的现状
一、笔者以“刑事案件”、“虚拟货币”、“挖矿”等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搜索,存在132篇文书。经过对案件文书的研判,笔者发现:
1.根据审判程序来看。 一审判决书占比81.81%;二审裁定书等占比16.67%;审判监督驳回申诉通知书等占比1.52%。
2.根据定罪罪名来看。 (1)一审定罪主要分布为:盗窃罪主要为盗窃公共电力资源,计算机系统相关犯罪主要为在他人计算机内植入木马外挂程序、利用工作职务便利使用可控制的计算机系统挖矿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除了与“挖矿”有关,还与加密数字货币的发行紧密相关,少量盗窃罪和其他类案件主要是与矿机买卖相关,或“挖矿”收益取得后被非法侵犯产生的其他犯罪行为。大量案件为单一罪名,少量案件数罪并罚。(2)二审定罪主要为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犯罪,占50%;控制、入侵、破坏计算机系统等计算机系统相关犯罪,占18.18%;其余各项罪名(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盗窃罪等)占31.82%。基本所有案件均维持原判。
二、笔者另通过网络搜索发现:
2018年5月腾讯网报道[3]称,“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提前介入一起特大网络黑客盗窃虚拟货币案,并批捕该案三名嫌疑人。三名嫌疑人为专业化的网络技术人员,组织‘黑客联盟’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并将计算机中的虚拟货币转移,涉案金额高达6亿元”。
2020年11月哈尔滨新闻网报道[4]称,黑龙江警方抓获28名犯罪嫌疑人,成功破获一起涉嫌以“哥伦布CAT虚拟货币”“挖矿”为噱头的特大网络传销案件,总价值近人民币3亿元。
2021年5月8日法制现场报道[5]称,武汉市洪山警方“宣布打掉一专为网络诈骗团伙开发APP的 科技 公司”,“晟昌 科技 ”接受委托定制开发一款名为联合众鑫的虚拟币平台,以USDT充值后,“宣称兑换联合众鑫独有币种ZBCT后,可在平台内购买矿机挖矿产生收益”,但矿机运营图片全部为网络图片,同时可以使用后台修改权限,“随意修改ZBCT价格及具体收益比率”。“晟昌 科技 ”公司“3年间开发了150余个涉及区块链、虚拟货币、电子钱包、网络商城等APP、小程序,几乎全部是网络金融诈骗、传销团伙所定制”[6]。
公布案例和网络报道表明,近年来与加密数字货币“挖矿”行为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非常猖獗,采取网络等方式,存在金额高、行为性质复杂、多角色参与、受害者群体遍布广等特征。
第三部分 就非法“挖矿”行为涉及刑事犯罪的一些思考
一、我国关于非法“挖矿”行为的态度
从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至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要求,都在宏观层面确认了加密数字货币在发行、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风险。因为加密数字货币去中心化不可管控的特性,被大量的犯罪活动所“青睐”。
2021年5月25日,内蒙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坚决打击惩戒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八项措施(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前已多次对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行为进行围追堵截。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发布《关于召开虚拟货币“挖矿”有关情况调研座谈会的通知》。
二、从国际上而言
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地均已出台了与虚拟货币相关的行业规范政策,比如在投资人门槛、交易所牌照、实名认证机制等方面均有所要求。印度则准备直接禁止民众交易及持有加密数字货币。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趋势也逐渐朝着管控方向归拢。
三、非法“挖矿”行为的非法性体现分析
单纯的个人购买或者租用矿机进行加密数字货币“挖矿”,并未有法律规定禁止,这是基于个人需要而获得虚拟商品的行为,需要被禁止的应当是带有非法属性的“挖矿”行为。
前文提及的案例表明,主要犯罪行为体现为:
1.技术型非法攫取
部分不法分子利用投资者购买矿机,或管理计算机,或其他便利条件,通过对计算机系统内植入木马病毒为自己“挖矿”,涉嫌 入侵、控制或破坏计算机系统犯罪 ,或盗取他人已经获得的加密数字货币 涉嫌盗窃罪 。
2.盗取电力资源
部分不法分子通过私设电缆、增设微电脑控制器等手段盗窃电能用于“挖矿”,已经成为了部分地区的多发性案件。盗电行为不仅仅直接通过秘密手段非法使用和侵犯了公共资源和他人合法权益,同时可能会因线路漏电引起火灾、影响节能减排政策下的区域供电安排和平衡、影响区域性阶梯用电的电价,应予以打击。
3.引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 或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等涉众
(1)A宣称可以销售(含销售后托管)或租赁矿机进行“挖矿”, A向 社会 公众宣称,矿机具有强大的算力(衡量矿机销售价格或租赁费用多以算力或配置为主要标准之一),称可以每月获得一定的加密数字货币收益回报。如果回报是维持在一定的固定标准时,则A就有可能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2)A宣称其矿机存在一定标准的算力,但实际未达到该等运算效率,甚至矿机并不实际存在,A收受投资人支付的购买款和租赁费,就 涉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 或 集资诈骗罪 。
(3)A通过三级以上代理渠道推广“挖矿”业务,要求各级代理必须先购买或承租一定数量的矿机,可以介绍他人参与购买或承租矿机“挖矿”的行为,可以获得浮动收益。也就是说,代理通过购买或承租一定数量的矿机获得入会资格,再通过拉人头等方式拿到另外的利润分配,形成三级或以上组织架构,A将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
四、再进一步思考
1.A没有矿机或矿机根本不符合其宣称的性能,向投资人销售的同时约定托管,或进行租赁时以虚假信息表现存在矿机、以各种借口阻止投资人现场查看或查看虚假场所,但是A与投资人约定退出机制并按月交付投资收益,在市场上购买加密数字货币宣称“挖矿所得”给予投资人、赚取利差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笔者认为A的行为属于诈骗行为,究其本质都是采用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使投资人误以为A有符合宣传的矿机、可以带来符合预期的收益,才支付的购买价款或租赁费用。
2.A自己发行了一种加密数字货币,自行定价,宣称租赁A的矿机可以“挖矿”获得该加密数字货币,实际上并没有矿机供投资人使用,仅仅是根据投资人的投入金额,向投资人固定地发放加密数字货币。A通过程序设定“挖矿”所得数量,甚至将该加密数字货币与主流加密数字货币的兑换价格无限调整,是否涉嫌犯罪?笔者认为,A的行为仍然是诈骗行为,该加密数字货币可能仅仅在A控制网络节点中做闭环运作,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利用投资人的回报期待,以无价值的数字化产物置换法币(也可能现要求投资人以法币购买主流加密数字货币,再以主流加密数字货币进行投资,增加手段的隐蔽性),实际上还是非法占有受害人财产。
3.A发行了加密数字货币,投资人租赁矿机参与“挖矿”的目的不在于看好该加密数字货币的升值空间,而在于该加密数字货币与主流加密数字货币的恒定兑换比例。投资人以其获得的黑色或灰色收入购买该加密数字货币,在闭环系统里兑换为主流加密数字货币,通过买卖获得法币资产。涉及犯罪所得的非法收入通过“挖矿”洗白。A的行为根据其故意程度、参与上游犯罪程度,可能涉嫌上游犯罪的共犯、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洗钱罪等。
综上所述,大量人群为了高回报期待参与“挖矿”行为,在不法分子的引诱、欺骗下,或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可能发生违法犯罪的行为,涉案的罪名种类繁多,行为手段也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涉众化,需要加强监管,避免加密数字货币的热潮给犯罪活动提供温床。
⑷ 虚拟货币涉刑犯罪罪名盘点!
近年来,虚拟货币的兴起与普及,催生了各种交易和炒作活动。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因其匿名性、便捷性和流动性,吸引了大量黑灰产从业者。赌博、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犯罪活动开始借助虚拟货币进行,其风险不容忽视。随着国家监管政策的加强,司法机关加大了打击力度,对虚拟货币相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了严厉惩处。
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罪名及其典型案例,以供公检法机关参考。
罪名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主要指以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等名义,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购买商品、服务等形式获取加入资格。通过设置层级结构,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下级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诱骗参与者继续发展他人,以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
案例:被告人刘某某在他人介绍下加入某虚拟币传销组织,通过缴纳一定费用获得开户资格,发展下线并按照层级结构获取返利。在2019年至2020年间,刘某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80余人,非法获利约30万元,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罪名二:洗钱罪
洗钱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利益,通过非法手段进行金融、财产交易或转移,以掩饰、隐瞒犯罪资金的真实来源。涉及洗钱罪,将面临五至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例:被告人赵某甲通过其亲属王某甲购买虚拟币并进行非法资金转移。赵某甲在明知情况下,利用新办理的银行卡为王某甲转移非法资金,最终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元。
罪名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
案例:被告人陈某等人在迪拜搭建虚拟币交易平台,为网络赌博网站提供支付结算服务,非法所得共计数百万元,最终被判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罪名四:诈骗罪
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虚拟货币诈骗手段多种多样,犯罪分子利用其特殊性质进行假冒交易、传销假冒商品、诱骗投资等行为。
案例:陈某等人在马来西亚建立虚假投资平台,通过诱骗投资者进行虚拟币投资,最终因诈骗数额巨大被判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罪名五:开设赌场罪
开设赌场罪主要指通过网络等手段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的行为。虚拟货币的使用为开设网络赌场提供了便利,犯罪分子只需建立网站即可吸引赌客。
案例:杜某等人通过建立赌博导航平台,为国内赌客提供线上赌博服务,并通过虚拟币充值渠道获利,最终被判开设赌场罪。
以上罪名及其案例展示了虚拟货币犯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随着监管政策的完善,打击力度的加强,虚拟货币犯罪将面临更为严格的法律制裁。对于公检法机关而言,了解并掌握相关罪名及其法律规定,对于有效打击虚拟货币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中,通过智能分析系统等工具,可以提高案件检索效率,为执法工作带来更高的效率。在处理虚拟货币相关案件时,需高度重视,提高法律意识,确保公正执法。
⑸ 见比特币暴涨,男子竟自创虚拟货币,诈骗两千多万,会判多少年
一个是高中生,一个是大专生,见比特币涨势凶猛,竟自创虚拟货币,短短三个月诈骗了两千多万元,受害者当中不乏高学历者,为何诈骗分子这么容易得手?又该判他们多少年?
2017年年底,郝某见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涨势喜人,各种虚拟货币如春笋般出现,周边的很多人也都在买,便觉得“赚钱”的机会来了。郝某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自己也创造一种虚拟货币。但因为只有高中学历,对相关的技术不懂,郝某便拉上大专学历的杨某“一起干”。
两人商量之后,觉得先注册一个名字“唬人”一点的公司,更容易实施诈骗。但不久,两人找到了“合伙人”崔某,因其名下有香港天道集团和“天易家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两公司几乎均为空壳公司),并自创了LCC影视区块链虚拟货币。对外宣传,“一枚虚拟币初始价格3.5元,预计一年之后能涨到30元一枚”。两人招收大量的业务员,通过发传单的方式先邀请大量的“潜在客户”(尤其是老年人)到饭店“白吃白喝”,通过讲师乘机宣传LCC币。 慢慢地有一些人被公司的强大背景(郝、杨二人虚假包装)和导师的专业性所折服 ,投资买了LCC币。再加上介绍新客户会有高额提成,于是很多人的身份从“客户”变为“业务员”。
短短三个月,郝、杨二人通过这种方式非法吸纳资金多达两千多万元。从2017年年底到 2018年初,LCC币一路上涨,所有买进的客户都赚了钱,但大家很快发现,只能“充值”不能“提现” ,感到受骗的部分客户报了警,广州警方将郝、杨二人拘捕,这起利用虚拟货品进行诈骗的案件也浮出了水面。
2020年3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判决如下:
郝某、杨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判处退赔投资人损失两千余万元。
本案本质上属于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曾经有人用几十个比特币只能买一个汉堡,现在能值上千万。郝、杨二人正是利用人性的贪婪,给投资者“画大饼”,殊不知,投资者看到的是“比本金大几十倍的收益”,而诈骗分子看上的只是“投资人的本金”。
现在还有一些年轻人,梦想一个暴富,甚至有的人明知是诈骗公司,还要入职上班,因为“来钱快”。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到最后悔之晚矣,不但可能会锒铛入狱,自己所谓的“快钱”也都会被追缴。
⑹ 【以案说法】虚拟货币“杜鹃花”非法集资“吞金花”!
区块链、虚拟货币、挖矿机……
一个个光鲜亮丽的“概念”
吸引投资者投入多年的血汗钱
却又亲眼看着它化为泡影
2021年5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被告人周行等8人正式开庭审理。
出行服务公司布下“区块链”投资骗局
周行于2005年在上海创立了一家从事机票、高铁票、酒店预订的杜鹃航空服务公司,为了扩大经营产业链,他找到姐姐周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4年,互联网产业火爆,周行就找人开发了一款“一键登机”APP,客户可以在软件上订票,非常方便。2018年初,他见“区块链”概念火爆,遂找到软件开发人员刘立国,研发“杜鹃出行链”APP,组织了大型宣讲会,募集“投资者”参加,他把“杜鹃出行链”描述为“ 可以对接所有的航空公司服务以及其他战略伙伴旗下的资源,是一款可以媲美支付宝、微信的软件 ”。
“投资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听周行吹嘘在软件内储值日收益达5‰,远高于银行存款,便纷纷下载充值。2018年6月至12月,周行等人通过“杜鹃出行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亿元。
资金链断裂出新招 计步器竟能“挖矿”
“杜鹃出行链”本质上是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而且公司开支相当大,周行还挪用了部分资金,至2019年初,公司资金链几近断裂。
此时,周行想起了费涛,一名涉嫌非法收公众存款罪的监外执行对象。费涛立刻提出蹭“虚拟货币”的热度吸金,两人一拍即合。周行便将“杜鹃出行链”中的一项子功能“计步器”交由刘立国开发一款独立软件,名为“挖矿机”,并向客户宣传杜鹃集团即将推出全新虚拟货币“杜鹃花”,并在国际认可的VVBTC交易所上市。投资人只需花5万元购买名为“挖矿机”的计步器,并通过充值和积攒步数获得“杜鹃花”,就能换取“杜鹃币”。
所谓“挖矿机”实际只是成本几十块钱的计步器。费涛随后成立“杜鹃商学院”,前往北京、江苏、湖北、云南等地进行巡回宣讲,每月一场,每场吸引“投资人”千余名,所谓“挖矿机”也水涨船高到20万元一台。
“杜鹃币”的市值也由周行等人暗箱操作。为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周行将“杜鹃币”的价格从发行价的1元一份炒作到近20元一份。大批中老年“投资人”情绪高涨,卖车、卖房、刷信用卡、借款,不断追加投资。当最后一波“韭菜”入市,周行等人开始收网。
2019年8月初,周行操控“杜鹃币”大幅跳水,同时限制“投资人”进行交易转卖。截至2019年8月30日,“杜鹃币”跌至每份人民币一分钱。
投资人血本无归 检察机关指导定罪量刑
2019年起,周行等人就卷走大量资金肆意挥霍,并出资让杜文辉担任公司法人代表。案发后的“杜鹃大楼”更是人去楼空,走投无路的投资者纷纷向检察机关信访申诉。
承办检察官王胜几个月内就收到1000余封上访信,他筛选出357名信访人逐一进行电话答复,并前后接访群众代表21批共计百余人。
经全面调查核实,检察官认为周行等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相关规定,非法吸收 社会 不特定对象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同时其所谓的“海外上市”“每日升值”均为杜撰捏造,故意骗取被害人钱财,非法占有目的明显。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周行等人批准逮捕。
由于周行等人在出逃之前将所有设备的数据清空,公安机关一度无法取证。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召开研商会议,会同审计人员对审计口径进行研判,认为本案涉案金额应当以周行等人实际控制的几家公司对公账户为审计对象,指导并协调审计人员调取账户流水重新审计,最终追加本案涉案金额至3.1亿余元,成功固定证据。
分化处理逐个击破 帮助受害人追赃挽损
2020年5月至8月,8名主犯先后落网,但他们仍然心存侥幸,拼命抵赖。检察官王胜因人施策、分化处理,他将8名涉案人员逐一分析研判,从公司法人代表杜文辉切入,对他着重释法说理,促使他主动认罪认罚。随后,几名主犯陆续交代罪行,检察官王胜全面把握各量刑情节,准确提出量刑建议。
经释法说理,杜文辉主动退赔赃款。检察官王胜通过提审了解到费涛曾用赃款购置了一辆奔驰迈巴赫车辆,要求公安机关根据该线索及时将车辆扣押,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损失。除8名主犯外,检察官又对杜鹃集团全国各地市场部24名工作人员予以追诉,目前已发出5份追捕追诉书,到案1人。
该案庭审时,检察官邀请了7名被害人代表参与出庭,开启了青浦区检察院集资案件被害人出庭的先河。庭审现场,检察官当庭出示了周行等人大量宣讲会视频、照片等证据,连续两日庭审至深夜,充分揭示了被告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本质。
检察官王胜为此收到了来自被害人的一面锦旗,他说:“身为检察官,秉持公平正义、严厉打击犯罪是我的职责和使命。‘司法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今后我将尽我所能为被害人追赃挽损、为 社会 大众普及法律、为人民群众办好实事!”
2021年7月,该案因成功办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而入选为“上海检察机关落实‘三号检察建议’优秀案(事)例”。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检察官说法
每一起集资诈骗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的真实惨剧。 社会 公众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不能被利益蒙蔽双眼,切不可相信天下会掉馅饼。
⑺ AMBC国家支持吗
不支持,是传销。梨树县警方之前就捣毁一处ambc中非国际矿业的窝点。
2020年9月,四平市梨树县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公安部监管的“民族资产解冻”欺诈案,涉案总额达3亿元。逮捕了25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涉案资金300多万元。
四平市梨树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发现该区一名女子资金流动异常,随后,民警对其进行秘密调查。警方在刘的手机上发现,她投资了一个名为“中非国际矿业”的虚拟货币应用程序。
本软件以“一带一路”项目为名,通过吸引会员、虚拟货币投资返利,是典型的“国资解冻”型诈骗案件。由于证据确凿,嫌疑人刘美霞在网上供认了整个过程。
(7)2020虚拟货币投资案扩展阅读:
非洲中部一家国际矿业公司AMBC的创始人孙鹏被曝因领导传销被判刑,判决网站上有截屏。
作为前犯罪人员,尤其是前政协委员孙鹏,传销和如何包装传销绝对是一套。
出狱后不久,他就启动了“中非国际矿业”AMBC项目。除了将其打包为国际项目外,他还利用信息贫乏和一些政策新闻,将“中非国际矿业”AMBC项目打包为国武学院项目和国有企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