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比特币是否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根据文中公布的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的电子扫描件，仲裁庭认为：“本案中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103010第127条规定，法律对互联网上的数据和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我国目前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进行交易。”
北京仲裁委公布的与主流不同的判决，再次凸显了比特币涉及的虚拟货币纠纷的争议性。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背景下，如何统一此类案件的司法裁判标准，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合法性争议：全部非法，还是部分合法？同一款，两种解读。半年前的《通知》是明确了所有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活动，还是只将虚拟货币活动作为非法金融予以禁止？
可以说，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如果受中国法律保护，其前提是必须符合《民法典》中对虚拟财产的认定。
可以看到，在上述案件的“认为”部分，北京仲裁委提出：“本案中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属于虚拟财产。”
那么，虚拟货币真的属于虚拟财产吗？
对于这一认定，第一个争议点是各方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解释空间。
如前所述，《民法典》确实承认了虚拟财产的法锋绝律地位，但没有明确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也不明确。
唯一涉及的是2013年12月央行等五部委发布的《民法典》。其中，在定义比特币的属性时提到：“在性质上，比特币应该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王锦在2020年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号文中指出，虚拟物品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唯一与之法律上近似的概念是《从比特币的法律性质谈比特币纠纷的裁决思路》号(2021年1月1日起废止)第127条规定的虚拟财产。
另外，上述行政法规只提到了比特币，没有谈到其他虚拟货币属性。
也有律师持否定观点，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虚拟货币无法获得合法地位。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2021年9月央行、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门发布的银含姿《民法总则》(以下简称《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款第一句明确提到“与虚拟货币有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因此虚拟货币失去了合法性，无法受到法律保护。
但也是基于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款，但该款第二句是北京仲裁委引用的：“涉嫌非法买卖代币、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以及以中央对手方身份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代币发行融资、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等其他与虚拟货币相关的经营活动。
因此，北京仲裁委认为，《通知》并未禁止一切以虚拟货币为标的的交易活动，而是将与虚拟货币相关的经营活动作为非法金融活动予以禁止。
刘洋也同意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他说，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只有涉嫌非法金融活动才应该受到控制，而不是所有与金钱相关的行为，比如持有虚拟数字货币。持有本身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
对于《通知》发布后的部分合法性，刘洋引用了第一条第四款第二句话：“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反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的民事法律行为都老羡被认定为无效，就不需要加上‘违背公序良俗’这句话。”刘洋认为，只有在投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才能无效。换句话说，如果投资行为不违反公序良俗，民事行为是有效的，有效的后果是受法律保护。
回到本文开头的判决本身，北京仲裁委的审理也包含了其对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宽容审慎的判决思路。
《通知》颁布前，王锦在前述文章中指出，在民商事审判中，一方面要考虑监督的相关规定，支持监督机构依法有效行使监督职能；但也要严格区分民商事审判和行政监督的不同职能。
“最好从法律角度看待行政监督领域的这种禁止性规定，不要过度干预。”王锦认为，在不明显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不明显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保障双方的契约自由。
“在大多数商人和律师看来，比特币明显具有财产属性，但监管发声，司法系统必须尊重。”夏海龙对此有明确的看法。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虚拟货币无法获得合法地位。
审理尺度不同：对虚拟财产的认定存在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北京、上海等地多家法院认可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具有虚拟财产的属性，而更多地方中级法院不认可比特币以外的虚拟货币的属性。一些法院承认比特币是虚拟财产，但称其“缺乏合法的经济评估标准”。
不同当事人对虚拟货币的法律性质和国家相关规定的把握，加上审判的价值取向，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例如，2021年8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第10254号]认为，比特币的物理存在形式是数字代码，存在于网络空间，可以用现有的计量标准量化其价值。因此，根据法律规定，比特币可以视为网络虚拟财富。
产的特征，具有物的属性。
2021年11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11624号】认为，BSN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是使用矿机（超级计算器）连接指定矿池根据特定算法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后所获得的奖励。从其产生的过程看，挖矿的过程凝结了人类的劳动成果，具有一定价值；由于其特定的程序和算法的限制，也不可能无限生成，具有稀缺性；挖出之后，所有权人可以上特定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兑现，可以进行使用支配。BSN币具有虚拟财产的属性，可以作为普通商品进行交易。
与此同时，更多的地方中级法院则对除比特币以外的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不予认可，部分法院认可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财产，但称其“缺乏合法的经济评价标准”，故最后的审判结果还是指向“诉请不予支持”“合同无效”“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案范围”“风险自担”。
比如，2021年7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4民终2401号】认为，由云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创立的数字代币CC币是未经批准由平台发行，数量由平台自由发放，并不凝结人类抽象劳动，且无法用现有的度量标准度量其价值，因此该数字代币不属于网络虚拟财产，不具备商品的流通性。
2021年11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01民终11978号】认为，案件中涉及的虚拟货币既非货币，亦不具备虚拟财产的商品属性，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的行为，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故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2021年12月，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03民终9625号】认为，以太坊不由当局发行，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也不具有种类物的属性，亦无法用法定货币进行量化。
2023年2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10民终352号】认为，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财产，缺乏合法的经济评价标准，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纠纷案件还面临哪些裁量难题？
娄鹤表示，相关案件面临取证难、司法程序处置难等困境，由于虚拟货币的技术属性，在案件处理中会涉及信息壁垒、域外取证及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对虚拟财产进行冻结、委托第三方处理等。
“一方面，我国已经明确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因而否定了基于虚拟货币主张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其他国家并未禁止虚拟货币，行为人又的确能够通过虚拟货币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夏海龙指出，在涉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中，如何对相关的“盗窃”、诈骗行为定罪、犯罪金额如何认定等问题均存在较大争议，亟待解决。
娄鹤也认为，此类案件在经济损失的认定上有难度。“目前相关认定标准不统一，去中心化特点导致虚拟货币在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价格波动较大。”他说道。
其实，国内在目前审判尺度不一的情况下，对于承认虚拟货币财产价值的纠纷案件，便存在着价值认定的“矛”与“盾”。
判例中的比特币价值：零、市场价，还是共同认可价格？“《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亦认可比特币属于‘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虽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财产性价值，如果一概拒绝予以保护，对当事人而言恐有失公平。”
以全国首例涉比特币的仲裁裁决撤销案件【（2018）粤03民特719号】为例。
2017年12月2日，当事人签署的一份协议中规定，高某要分三期将李某委托其进行理财的数字货币资产（20.13个比特币、50个比特币现金、12.66个比特币钻石）全部归还至李某的电子钱包。
结果，该协议签订后，高某未履行合同义务。
李某遂根据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要高某归还上述数字货币资产相等价值的美金和利息等诉求。
仲裁庭经审理认为，高某未依照案涉合同的约定交付双方共同约定并视为有财产意义的比特币等，构成违约，应予赔偿。
在比特币的财产价值上，仲裁庭参考李某提供的okcoin.com网站公布的合同约定履行时点有关BTC（比特币）和BCH（比特币现金）收盘价的公开信息，估算应赔偿的财产损失。
高某宇随后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深圳中院撤销上述仲裁裁决，撤裁的主要理由是该仲裁裁决违反我国公共利益。
具体而言，高某主张，根据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自2017年9月4日起，任何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因此，自2017年9月4日起，okcoin.com网站提供数字货币的交易及定价均为非法。仲裁裁决认定高某赔偿李某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实质上是变相支持了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因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故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2021年11月份，北京仲裁委官网发布的《中国商事仲裁年度观察（2021）》（下称《年度观察》）中，将该案称为全国首例涉比特币的仲裁裁决撤销案件，亦是近年来法院确认仲裁裁决违背公共利益并予以撤销的极少数案件之一。
根据《报核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认为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之仲裁裁决违背公共利益而拟予撤销的案件必须逐级上报最高院批准。
也就是说，该案结论已得到最高院背书，因此结论具有可参照性和可复制性，对未来司法和仲裁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年度观察》认为，《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亦认可比特币属于“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虽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财产性价值，如果一概拒绝予以保护，对当事人而言恐有失公平。
而在上海部分法院的判决中，在确定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价值时，并未如上述仲裁裁决一样采用第三方平台所公布的比特币市场价格，而是采用当事人共同认可的价格作为标准，以此避开了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的兑付、定价和信息中介的禁止性规定。
“如何在不违反国家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客观公平地确定虚拟货币的财产价值并对其予以保护，是未来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难题。”《年度观察》提到。
娄鹤认为，在民事及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都不可避免涉及虚拟财产都定价问题，通常可以参考标准有：根据用户真实货币的投入计算；根据市场交易价格来确定；网络运营商确定的定价；根据受害者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确定。
我国并没有一种合法虚拟货币的。对于虚拟货币（比如比特币）中国目前没有说不合法，但也没说合法，只是禁止虚拟货币的交易，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国人交易，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对相关行为作出了明确规范，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指出，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虚拟货币：比特币
2. 买卖“虚拟货币”受法律保护吗
虚拟货币是指非真实的货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告，虚拟货币不是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网友咨询：
买卖“虚拟货币”受法律保护吗？
律师解答：
“虚拟货币”伴随互联网发展应运而生，国内更是刮起一阵有关“虚拟货币”的热潮，但是，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滋生了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不受法律保护。
从事虚拟币交易的个人或者单位，可能要面临两种法律后果。（一）民事责任。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投资人签署的各类投资（买卖）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的合同无效，出卖人需返还投资人投资款。（二）刑事责任。虚拟货币交易形式，都是通过买卖、发行虚拟货币获取资金。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通过这种形式获取资金，只要达到定罪标准，一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或者是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或者是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将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律师补充：
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虚拟货币交易从业者要清醒的认识到虚拟货币交易的法律风险，不能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退出这个行业。如果要开展虚拟货币交易业务，一定要严格把控商业风险，不能出现侵吞、诈骗投资者资金的行为，不能出现挤兑、跑路的情形。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以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二）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3. 虚拟货币被盗可以立案吗
可以报案，虚拟财产也有财产权利的性质，虚拟财产被盗窃的也可以盗窃报案；如果涉案数额较大、达到盗窃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的，可以盗窃罪立案侦查。
可以报案，虚拟财产也有财产权利的性质，虚拟财产被盗窃的也可以盗窃报案；如果涉案数额较大、达到盗窃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的，可以盗窃罪立案侦查。
市场上的虚拟货币主要有四类：
1、由游戏运营商开发，供玩家在网络游戏中作为交易媒介而使用的游戏币；
2、由门户网站或者即时通信工具发行，供本运营网络空间内使用的专用虚拟货币；
3、既可以在虚拟货币发行主体内使用，又可以向非发行主体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交互式虚拟货币；
4、基于密码学和现代网络P2P技术，通过复杂的数学算法产生的，特殊的电子化的、数字化的网络密码币。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搜纤侍术的迅猛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逐渐向人类的各种活动领域渗透，其中所蕴藏的无限商机使得商家纷纷把目光投世吵向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正在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传统的金融也密切地注视到这股势不可挡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网络化的潮流。于是，增值服务是以美术为卖点，可以看作商品；而游戏里的宝剑则不一种全新的金融服务经营理念——电子金融便应运而生。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九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竖扮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4. 中国都有哪些关于虚拟财产的法令法规
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来源：作者：一、虚拟财产现状 随着这几年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络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对于虚拟财产很多人并不陌生。小到游戏中的装备，虚拟币，大到QQ号码游戏账号都属于虚拟财产的范畴。据有关部门测算，去年国内互联网虚拟货币市场规模上百亿元,而这个市场还在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然而，硬币具有双面属性，网络自身也催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使得人们无所适从。诸如网络盗窃、著作权的保护等方面问题不断。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调查统计数字显示，“有61%的游戏玩家有过虚拟财产被盗的经历，77%的游戏玩家感到现在的网络环境对其虚拟财产有威胁”。 这些你我习以为常的东西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可能面临不法侵害而又不能得到权利救济。虚拟财产的侵权事件时有发生，但却大多因为理论上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认识而使得司法机关面对此类问题定性模糊不清：要么不予立案，要么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对被告定罪量刑，要么以盗窃罪判处刑罚。无论民事还是刑事方面都存在着法律空白。 由此看来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的确定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暨必要性 对于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国内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否定者认为它没有价值，只存在于虚拟社会中，没必要保护。赞成者则认为虚拟财产是通过个人劳动获得的且能够流通和现实社会的财产并无本质差异应受保护。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把虚拟财产纳入到法律范畴中来有其必要性。 （一）虚拟财产具有法律上的财产属性。 1、作为财产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具有价值；第二，必须具有稀缺性，即不能无限量的存在；第三，必须具有合法性。首先，虚拟财产具有价值，符合价值的要求——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虚拟财产的价值需要综合考虑时间、金钱、智力技巧、市场供求关系、游戏周期、功能替代品的数量与价格。以QQ游戏为例，这类游戏都有等级，玩家要升到更高级就必须付出时间和金钱，而越高级说明这个账号在市场中的价值越高。其次，如同现实中的物品，游戏中的装备以及游戏币等都是有限的，也存在特定物和种类物。至于合法性，那是显而易见的。2、虚拟财产倾注了玩家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虽然在现实社会中摸不着看不到，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就象手机号码一样对数以亿计的互联网用户来说有积极意义，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从这个方面来说，也符合无形财产的性质，当属知识财产（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3、虚拟财产可以通过人力控制，包括删除、修改、使用、转移。因此，虚拟财产具有法律上的财产属性。 （二）虚拟财产交易已经对现实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现实大量的虚拟物品交易现状。游戏币等网络财产经初步具备了和人民币兑换的功效，一些网络游戏运营商甚至以出售虚拟财产为赢利模式（因此有了今年文化部等14家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表示“要加强对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货币的规范和管理，防范虚拟货币冲击现实经济金融秩序，同时要限制虚拟币的发行总量”）。 2、针对虚拟财产的网络盗窃事件也在大量发生。网络盗窃的现状是以集团化、产业化的盗窃模式危害互联网的生存。因此无论从虚拟物品交易现状还是网络盗窃都说明虚拟财产保护的紧迫性。 （三）建立诚信友爱社会的要求。 如今现实中盗窃财物的情况已经搬到了互联网上，像盗窃虚拟财产等侵权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说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折射。互联网络在我国发展不久，应该尽量净化这片土地。如果能有效的遏制互联网上此类行为的话，对诚信友爱社会的建设将会有很好的推动作用。遏制只能交由法律来规范。 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用户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财产权利，是否可以将其纳入到我国法律体系内，决定了司法部门是否可以直接适用我国的法律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对虚拟财产正名。名正才能言顺，才有依据制定各项法律法规更有效保护公民财产。 三、虚拟财产的保护 必须承认虚拟财产的保护在我国还是处在理论摸索阶段，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面对这个新的现象，只考虑以传统的法律模式来解决似乎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我们需要以创新的思维并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物权法》解释及配套规定。人们对最近通过的《物权法》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在这部法律中并没有虚拟财产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于这方面的缺失，可以考虑在随后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得到体现，以完善《物权法》应有的功能，使得法律对公民的财产保护能够更加彻底。 （二）刑法保护方面。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加罪名或者对财产作扩大解释。如前所述，对侵犯虚拟财产的案件，司法机关对它的定性完全不同。相同的案件但是定性的不同可能会对社会发出不好的信号。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根据某一新情况而做出扩大解释是完全可行的。 （三）重视判例作用。像中国首例网络盗窃案件经深圳法院审理后，对其他法院处理类似问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法院承认了虚拟财产拟制财产的法律地位。江西一地方法院在判决中就明确承认了虚拟财产属于法律保护的财产。法院认为，尽管我国目前对虚拟财产的认定仍无相关法律、法规，但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在占有、使用、收益方面利益共同，同样应受到法律保护。 （四）行政管理途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也应该有很大的作为。可以制定相关的法规加强对网络公司、网吧的管理，完善登记备案制度，明确合法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对侵害他人合法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进行处罚。严格实行网络游戏实名身份制，建立针对虚拟财产侵权的举报中心等。 （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以网络游戏最发达的韩国为例，当游戏产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面临和我们现在一样的困惑，走了不予理睬和过分限制的两个极端，但是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重新审视虚拟交易后，韩国最终在法律上承认了虚拟物品的合法性，虚拟交易也受法律保护，更在前不久提议进一步禁止进行虚拟货币交易的中介服务，并制定《游戏产业振兴法》。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瑞士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立法、司法都已经明确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并用刑法加以规制，且已经出现了针对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刑事判决。有些国家明确虚拟财产具有独立财产价值，与传统意义的“财产”相同，将虚拟财产纳入传统财产罪的对象范畴；也有国家比如瑞士则拓展了传统财产罪的罪名体系，并创设了新的罪名，如非法获取数据罪。 法律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当问题到来之后我们只能积极应对，而不可逃避和放任，应当积极发挥法律的引导和维护作用。市场规模已高达数百亿的巨大市场，如果缺少法律有效管理，网络世界必将进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进而波及现实社会，若不及时妥善解决这一法律问题，其对公民个人财产以及社会稳定都会有很大冲击，也违背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初衷和本质要求。
5. 现在中国对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吗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了，说一下以前关于这些胜诉的案例，谢谢了
以下是文化部《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
第 49 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0年3月17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8月1日起施行。
部 长 蔡 武
二○一○年六月三日
网 络 游 戏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网络游戏管理，规范网络游戏经营秩序，维护网络游戏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从事网络游戏研发生产、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等形式的经营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网络游戏是指由软件程序和信息数据构成，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提供的游戏产品和服务。
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是指通过信息网络，使用用户系统或者收费系统向公众提供游戏产品和服务的经营行为。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是指由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发行，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法定货币按一定比例直接或者间接购买，存在于游戏程序之外，以电磁记录方式存储于服务器内，并以特定数字单位表现的虚拟兑换工具。
第三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是网络游戏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网络游戏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从事网络游戏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优先，弘扬体现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遵循有利于保护公众健康及适度游戏的原则，依法维护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
第五条 网络游戏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应当接受文化行政部门的指导，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章程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指导、监督成员的经营活动，维护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平竞争。
第二章 经营单位
第六条 从事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等网络游戏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并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一)单位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确定的网络游戏经营范围；
(三)符合国家规定的从业人员；
(四)不低于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
(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
第七条 申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核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文化部《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全文 2010年06月22日 12:36 凤凰网科技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条《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届满，需继续从事经营的，应当于有效期届满30日前申请续办。
第八条 获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变更网站名称、网站域名或者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经营地址、注册资金、股权结构以及许可经营范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在企业网站、产品客户端、用户服务中心等显著位置标示《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信息；实际经营的网站域名应当与申报信息一致。
第三章 内容准则
第九条 网络游戏不得含有以下内容：
(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的；
(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淫秽、色情、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违背社会公德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十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网络游戏内容审查，并聘请有关专家承担网络游戏内容审查、备案与鉴定的有关咨询和事务性工作。
经有关部门前置审批的网络游戏出版物，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不再进行重复审查，允许其上网运营。
第十一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依法对进口网络游戏进行内容审查。进口网络游戏应当在获得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内容审查批准后，方可上网运营。申请进行内容审查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进口网络游戏内容审查申报表；
(二)进口网络游戏内容说明书；
(三)中、外文文本的版权贸易或者运营代理协议、原始著作权证明书和授权书的副本或者复印件；
(四)申请单位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内容审查所需的其他文件。
第十二条 申报进口网络游戏内容审查的，应当为依法获得独占性授权的网络游戏运营企业。
批准进口的网络游戏变更运营企业的，由变更后的运营企业，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重新申报。
经批准的进口网络游戏应当在其运营网站指定位置及游戏内显著位置标明批准文号第十三条 国产网络游戏在上网运营之日起30日内应当按规定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
已备案的国产网络游戏应当在其运营网站指定位置及游戏内显著位置标明备案编号。
第十四条 进口网络游戏内容上网运营后需要进行实质性变动的，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将拟变更的内容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进行内容审查。
国产网络游戏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动的，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进行备案。
网络游戏内容的实质性变动是指在网络游戏故事背景、情节语言、地名设置、任务设计、经济系统、交易系统、生产建设系统、社交系统、对抗功能、角色形象、声音效果、地图道具、动作呈现、团队系统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
第十五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建立自审制度，明确专门部门，配备专业人员负责网络游戏内容和经营行为的自查与管理，保障网络游戏内容和经营行为的合法性。
第四章 经营活动
第十六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根据网络游戏的内容、功能和适用人群，制定网络游戏用户指引和警示说明，并在网站和网络游戏的显著位置予以标明。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网络游戏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技术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第十七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不得授权无网络游戏运营资质的单位运营网络游戏。
第十八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在网络游戏中设置未经网络游戏用户同意的强制对战；
(二)网络游戏的推广和宣传不得含有本办法第九条禁止内容；
(三)不得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游戏用户采取投入法定货币或者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方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
第十九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兑换自身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不得用于支付、购买实物或者兑换其它单位的产品和服务；
(二)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不得以恶意占用用户预付资金为目的；
(三)保存网络游戏用户的购买记录。保存期限自用户最后一次接受服务之日起，不得少于180日；
(四)将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种类、价格、总量等情况按规定报送注册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交易服务；
(二)不得为未经审查或者备案的网络游戏提供交易服务；
(三)提供服务时，应保证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注册，并绑定与该用户注册信息相一致的银行账户；
(四)接到利害关系人、政府部门、司法机关通知后，应当协助核实交易行为的合法性。经核实属于违法交易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终止交易服务并保存有关纪录；
(五)保存用户间的交易记录和账务记录等信息不得少于180日。
第二十一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
第二十二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终止运营网络游戏，或者网络游戏运营权发生转移的，应当提前60日予以公告。网络游戏用户尚未使用的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及尚未失效的游戏服务，应当按用户购买时的比例，以法定货币退还用户或者用户接受的其他方式进行退换
网络游戏因停止服务接入、技术故障等网络游戏运营企业自身原因连续中断服务超过30日的，视为终止。
第二十三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保障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并在提供服务网站的显著位置公布纠纷处理方式。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制定《网络游戏服务格式化协议必备条款》。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与用户的服务协议应当包括《网络游戏服务格式化协议必备条款》的全部内容，服务协议其他条款不得与《网络游戏服务格式化协议必备条款》相抵触。
第二十四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根据法律法规或者服务协议停止为网络游戏用户提供服务的，应当提前告知用户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发现网络游戏用户发布违法信息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服务协议立即停止为其提供服务，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在网络游戏用户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网络游戏用户发生纠纷时，可以要求网络游戏用户出示与所注册的身份信息相一致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审核真实的，应当协助网络游戏用户进行取证。对经审核真实的实名注册用户，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负有向其依法举证的责任。
双方出现争议经协商未能解决的，可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不得为违法网络游戏经营活动提供网上支付服务。为违法网络游戏经营活动提供网上支付服务的，由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通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保证网络信息安全，包括防范计算机病毒入侵和攻击破坏，备份重要数据库，保存用户注册信息、运营信息、维护日志等信息，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用户个人信息。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或者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等网络游戏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规定予以查处。
第三十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含有本办法第九条禁止内容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上网运营未获得文化部内容审查批准的进口网络游戏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进口网络游戏变更运营企业未按照要求重新申报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进口网络游戏内容进行实质性变动未报送审查的。
第三十一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二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四、五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是指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相对集中地行使文化领域行政处罚权以及相关监督检查权、行政强制权的行政执法机构。
第三十七条 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查处违法经营活动，依照实施违法经营行为的企业注册地或者企业实际经营地进行管辖；企业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无法确定的，由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网站的信息服务许可地或者备案地进行管辖；没有许可或者备案的，由该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管辖；网站服务器设置在境外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进行管辖。
第三十八条 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前置审批和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互联网游戏作品的审批，按照《中央编办对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三定”规定〉中有关动漫、网络游戏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的部分条文的解释》(中央编办发〔2009〕35号)的规定，由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管理。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抄送：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中央综治办，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新闻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央。
本部：部领导，各司局、国家文物局。
案例；
1，淄博警方破获虚拟财产盗窃案
2008年7月，临淄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二中队接报案称：临淄一《梦幻西游》游戏玩家游戏装备被盗，受害者称该被盗虚拟财产价值人民币2000余元。
接警后，临淄公安分局领导对该例新型犯罪予以高度重视，立即从刑侦大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专案组民警迅速对案件进行初查，对相关物品的价值进行了准确的认定，后经物价鉴定，此宗装备价值1600余元。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民警经过摸排调查，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下，远赴广西柳州，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法院审判，被告人唐某被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人民币三千元。
,2，2006年12月，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窃取QQ号码的曾某等人提起公诉。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证明QQ号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南山区法院最终以“侵犯通信自由罪”作出判决。而2007年4月，发生在浙江省丽水市的一起以高科技手段盗打电话、申请倒卖Q币的案件中，2名被告人分别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十年和十三年有期徒刑。
6. 数字货币纳入司法保护范畴
作者：于鲁平 谭天
《意见》指出，为“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夯实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健全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将“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产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到“数字货币”，对于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的认定，以及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在司法领域，只有明确了权益的范围，才能进行全面合法的保护。
笔者所在的项目组此前就提出过一个观点，在中国境内，“数字货币”具有专属性，即特指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正在进行内部测试的“央行数字货币（DC/EP）”。在此前出台的针对虚拟货币监管的相关政策文件中，均未出现“数字货币”字样。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介绍，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此前，四家国有银行和包括华为以及电信巨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内的多家大公司都进入了测试阶段，滴滴、哔哩哔哩和美团点评等实体企业也参与到测试之中。央行数字货币（DC/EP）呼之欲出，需要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范围。
此次最高院发布的《意见》中，将“数字货币”与网络虚拟财产、数据放在同等保护的位置，其用意就是为了明确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和范围，并且对“数字货币”与其他“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法律定义上的区分。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典中明确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意见》中将“网络虚拟财产”列为新型权益予以保护，统一了司法实践中对于类似财产的定性。尤其是对于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财产，此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此前对于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财产的官方定义包括：
1、特定的虚拟商品
早在2013年12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就对比特币的属性进行了确定，即虽然比特币被称为“货币”，但由于其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2、所谓“虚拟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简称“9.4公告”）中，将比特币、以太币等称为所谓“虚拟货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关于防范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中，也将比特币、莱特币以及各类代币等称为所谓“虚拟货币”。
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判例将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等“代币”认定为虚拟财产、一般财产、不合法物、数据等。
对此次《意见》中的“网络虚拟财产”范围，我们认为“网络虚拟财产”的核心依然是“财产”，应当具备使用价值、交易价值、稀缺价值。因此，“网络虚拟财产”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从《通知》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对于新型权益的保护对象主要包括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三部分。今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产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对新型权益进行合法有效保护，将会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1、确权纠纷
由于新型权益存在于互联网、服务器中，具有网络虚拟属性，导致权属的不易确定，对于新型权益的所有权、用益物权等的确权纠纷会逐渐增多。
2、合同纠纷
新型权益的交易价值决定了其必然要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合同纠纷，但是由于该财产的虚拟性，导致大部分合同也具有电子化、非书面化的特征，如何将电子化的合同约定进行固化，如何明确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非货币化的履行责任，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3、侵权纠纷
4、国际间司法协作
互联网具有国际性，网络平台、服务器等可能在国外，新型权益也有可能被转移到其他服务器上，这就对于国内司法管辖权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能够对该财产的流向进行追踪、保全、追回，需要与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加大国际间司法协作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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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