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2.3亿余元虚拟货币网络传销案告破!此案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在这个百日行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居然还有犯罪团伙胆敢作奸犯科,我也实在是没想到。近日,广西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大型的网络传销案,这个案件是关于虚拟货币的,涉及的金额也是十分的庞大,达到了2.3亿余元,并且成功的抓住了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共计17人之多。虚拟货币一直以来他都是比较虚伪的,我们并不能拿他来做任何事情,他就像是被程序员所写好的一个代码而已,当代码随意改动,它也就会跟着贬值或升值,但其实它自始至终的价值都为0。在这起案件当中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❷ 【以案说法】虚拟货币“杜鹃花”非法集资“吞金花”!
一个个光鲜亮丽的“概念”
吸引投资者投入多年的血汗钱
却又亲眼看着它化为泡影
2021年5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被告人周行等8人正式开庭审理。
出行服务公司布下“区块链”投资骗局
周行于2005年在上海创立了一家从事机票、高铁票、酒店预订的杜鹃航空服务公司,为了扩大经营产业链,他找到姐姐周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4年,互联网产业火爆,周行就找人开发了一款“一键登机”APP,客户可以在软件上订票,非常方便。2018年初,他见“区块链”概念火爆,遂找到软件开发人员刘立国,研发“杜鹃出行链”APP,组织了大型宣讲会,募集“投资者”参加,他把“杜鹃出行链”描述为“ 可以对接所有的航空公司服务以及其他战略伙伴旗下的资源,是一款可以媲美支付宝、微信的软件 ”。
“投资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听周行吹嘘在软件内储值日收益达5‰,远高于银行存款,便纷纷下载充值。2018年6月至12月,周行等人通过“杜鹃出行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亿元。
资金链断裂出新招 计步器竟能“挖矿”
“杜鹃出行链”本质上是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而且公司开支相当大,周行还挪用了部分资金,至2019年初,公司资金链几近断裂。
此时,周行想起了费涛,一名涉嫌非法收公众存款罪的监外执行对象。费涛立刻提出蹭“虚拟货币”的热度吸金,两人一拍即合。周行便将“杜鹃出行链”中的一项子功能“计步器”交由刘立国开发一款独立软件,名为“挖矿机”,并向客户宣传杜鹃集团即将推出全新虚拟货币“杜鹃花”,并在国际认可的VVBTC交易所上市。投资人只需花5万元购买名为“挖矿机”的计步器,并通过充值和积攒步数获得“杜鹃花”,就能换取“杜鹃币”。
所谓“挖矿机”实际只是成本几十块钱的计步器。费涛随后成立“杜鹃商学院”,前往北京、江苏、湖北、云南等地进行巡回宣讲,每月一场,每场吸引“投资人”千余名,所谓“挖矿机”也水涨船高到20万元一台。
“杜鹃币”的市值也由周行等人暗箱操作。为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周行将“杜鹃币”的价格从发行价的1元一份炒作到近20元一份。大批中老年“投资人”情绪高涨,卖车、卖房、刷信用卡、借款,不断追加投资。当最后一波“韭菜”入市,周行等人开始收网。
2019年8月初,周行操控“杜鹃币”大幅跳水,同时限制“投资人”进行交易转卖。截至2019年8月30日,“杜鹃币”跌至每份人民币一分钱。
投资人血本无归 检察机关指导定罪量刑
2019年起,周行等人就卷走大量资金肆意挥霍,并出资让杜文辉担任公司法人代表。案发后的“杜鹃大楼”更是人去楼空,走投无路的投资者纷纷向检察机关信访申诉。
承办检察官王胜几个月内就收到1000余封上访信,他筛选出357名信访人逐一进行电话答复,并前后接访群众代表21批共计百余人。
经全面调查核实,检察官认为周行等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相关规定,非法吸收 社会 不特定对象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同时其所谓的“海外上市”“每日升值”均为杜撰捏造,故意骗取被害人钱财,非法占有目的明显。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周行等人批准逮捕。
由于周行等人在出逃之前将所有设备的数据清空,公安机关一度无法取证。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召开研商会议,会同审计人员对审计口径进行研判,认为本案涉案金额应当以周行等人实际控制的几家公司对公账户为审计对象,指导并协调审计人员调取账户流水重新审计,最终追加本案涉案金额至3.1亿余元,成功固定证据。
分化处理逐个击破 帮助受害人追赃挽损
2020年5月至8月,8名主犯先后落网,但他们仍然心存侥幸,拼命抵赖。检察官王胜因人施策、分化处理,他将8名涉案人员逐一分析研判,从公司法人代表杜文辉切入,对他着重释法说理,促使他主动认罪认罚。随后,几名主犯陆续交代罪行,检察官王胜全面把握各量刑情节,准确提出量刑建议。
经释法说理,杜文辉主动退赔赃款。检察官王胜通过提审了解到费涛曾用赃款购置了一辆奔驰迈巴赫车辆,要求公安机关根据该线索及时将车辆扣押,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损失。除8名主犯外,检察官又对杜鹃集团全国各地市场部24名工作人员予以追诉,目前已发出5份追捕追诉书,到案1人。
该案庭审时,检察官邀请了7名被害人代表参与出庭,开启了青浦区检察院集资案件被害人出庭的先河。庭审现场,检察官当庭出示了周行等人大量宣讲会视频、照片等证据,连续两日庭审至深夜,充分揭示了被告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本质。
检察官王胜为此收到了来自被害人的一面锦旗,他说:“身为检察官,秉持公平正义、严厉打击犯罪是我的职责和使命。‘司法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今后我将尽我所能为被害人追赃挽损、为 社会 大众普及法律、为人民群众办好实事!”
2021年7月,该案因成功办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而入选为“上海检察机关落实‘三号检察建议’优秀案(事)例”。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检察官说法
每一起集资诈骗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的真实惨剧。 社会 公众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不能被利益蒙蔽双眼,切不可相信天下会掉馅饼。
❸ 币全假交易所破案了吗
9月26日,湖南衡阳县公安首次通报“9.15”特大洗钱犯罪集团案。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虚拟币交易洗钱金额高达400亿元,目前已串并涉电诈案件300余起。
据公安部门披露,专案组从刘某被诈骗780万元入手,于2021年12月、2022年7月分别在海南、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多次开展收网行动,全链条捣毁了以洪某某为首的洗钱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93人,查封冻结涉案资金3亿元,为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780万元。
经查,自2018年开始,以犯罪嫌疑人洪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先后在国内多个城市联系代收代付点,将涉诈涉赌等犯罪资金转换为虚拟币再变现为美元进行洗白,最后利用国内多家公司采用非法回汇的手段将资金交付给其他金主,从中攫取非法利益。
该犯罪集团利用虚拟币交易的方式洗钱金额高达400亿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洪某某等93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今年4月,公安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从资金通道看,传统的三方支付、对公账户洗钱占比已减少,大量利用跑分平台加数字货币洗钱,尤其是利用USDT(泰达币)危害最为严重。
虚拟货币洗钱背后是一套愈加成熟的犯罪链。有刑事律师向界面新闻表示,随着犯罪分子利益链条的不断扩张,犯罪手段的不断变化,除了洗钱罪,一个与网络洗钱紧密相关的新兴罪名出现,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即帮助洗钱团伙进行资金的非法转移。
近日,裁判文书网上披露了一则与帮信罪有关的刑事判决书,几名青年组团用银行卡、微信账号、虚拟货币APP等网络软件帮助他人线上转移非法所得,踩到了刑事犯罪的红线,为了“不劳而获”的数万元走上犯罪道路。
根据最高检公布的帮信罪数据,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起诉帮信罪6.4万人。特别是2020年10月“断卡”行动以来,帮信罪目前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
具体来看,涉案人员低龄化现象突出,30岁以下的占64.8%,18至22岁的占23.7%。同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
此前,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全面禁止与虚拟货币结算和提供交易者信息有关的服务,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9月26日,人民银行发文称,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要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持续打击境内虚拟货币交易炒作,中国境内比特币交易量在全球占比大幅下降。
8月份,网信办发文称,网信办正在督促指导主要网站平台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持续保持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高压打击态势,加大对诱导虚拟货币投资等信息内容和账号自查自纠力度。
❹ 虚拟货币“挖矿”违法!苏州发布行业内首个虚拟币犯罪侦查指引
虚拟币交易自去年9月被央行等多部委列为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以来,国内各地公安、检察机关等披露了一批涉虚拟币交易、结算等非法案件,而近期,除了将虚拟币交易、结算等活动视为非法行为之外,与之相关的挖矿行为也被列为违法犯罪行为。
4月28日,浙江湖州相关执法部门公布的一起案例中了解到,湖州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协同吴兴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分局于近期查处了一起价值百万元的重大虚拟货币“挖矿”案件,该案也成为湖州市推进“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以来破获的首起要案。
据了解,在此前的4月12日,浙江省发改委通过日常监测平台监测到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存在部分异常IP地址登录情况,疑似为非法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并立即将相关情况告知吴兴区发改经信局。随后,吴兴区发改经信局联合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吴兴公安分局组成专门行动小组,在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开展逐一排查工作,最终在上强村南园自然村一间简陋的出租民房内查获上百台矿机。
无独有偶,在4月27日,江苏苏州相城区检察院官微“相城检察发布”发布一则消息显示,该区检察院近日制发了《涉虚拟货币犯罪侦查指引》(下称“指引”),针对虚拟货币隐匿性强、跨境流通快、价值兑换多元等特点,为规范侦查工作提供全流程指导。
“从今年3月上海公安发布首例超亿元虚拟货币网络投资诈骗案,到江浙等地陆续公布的相关案例,对于该领域的犯罪查处频率明显增加。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以前虚拟币挖矿被列为淘汰项目,浙江最新公布的指引则直接将其连带定性为虚拟币交易违法行为,可见国家对虚拟币领域的清理整顿力度加大,势头不减。”
“挖矿”交易同样违法
从湖州官方发布的案情获悉,在4月15日,当地执法队员通过调查询问,当事人承认在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的出租民房内从事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并进行以太坊等虚拟货币境外网络兑换。
其后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赶赴杭州,与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浙江分中心合作,首次通过高科技手段进行技术鉴定和证据固定,经鉴定确认当事人所持有的网络设备属于虚拟货币挖矿设备;
4月18日,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队员、吴兴区发改经信局工作人员和湖州深蓝计算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埭溪镇对剩余设备(包括U盘、移动硬盘)进行现场核验。经核验其中121套设备存在虚拟货币“挖矿”数据(总价值近300万元),执法队员现场制作设备数量清单,交由当事人签字确认,目前该案行政处罚告知书已送达当事人。据悉,湖州吴兴区已查处相应违法案件4起,查获挖矿设备132台,涉及金额350万元,可以腾出用能空间约330吨标准煤。
“从该案中透露出一个讯息,‘挖矿’交易已被视为违法活动。这几年针对‘挖矿’产业国家的政策是逐步收紧的,从鼓励到淘汰,再到限制违法,挖矿后即使不交易,它本身高耗能的性质也不符合我国碳中和的总目标,因此可以预见国内‘挖矿’将被严控。”
而在上海资深加密货币市场研究员王恒看来,当前虚拟币交易的违法犯罪风险越来越高,以前只是针对ICO现场严厉打击整顿,这一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性特别高,因此监管及公安部门也将其列为与传销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样的罪名。而现在‘挖矿’交易也同样违法,虽然不一定受到刑事处罚,但从交易金额来定性,经济处罚必不可少。
业内现首个虚拟币犯罪侦查指引
长三角地区近年来关于虚拟币交易犯罪案的数量和金额都不小,其中不乏涉案金额过亿元的案件。
今年315期间,上海市公安局对外正式披露所侦破的上海首例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网络传销犯罪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0余名,涉案金额达1亿余元;
2020年11月,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一起涉案金额超77亿元的 WoToken 特大网络传销案的二审刑事裁定书,驳回对一审结果不服的上诉人的上诉,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高玉东等多个犯罪嫌疑人刑期以及经济处罚,该案也成为国内迄今最大的一起虚拟币交易大案。
4月17日江苏苏州相城区检察院所公布的指引中也表示,该院近年来办理了多起涉虚拟货币刑事案件,涉及虚拟币的组织领导传销案、电信网络诈骗案,涉案资金高达数十亿元。
据了解,该指引共十四条,对虚拟货币案件财物的查扣,证据的调取,财物的处分进行分析归纳,引入第三方技术公司解决虚拟货币资金流向等技术性问题,力求规范和完善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将电子数据作为涉虚拟货币案件的侦查重点,立足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对保存原始存储介质、现场提取电子数据、远程勘验、电子数据检验与鉴定等办案流程进行了详尽规定,并从线索收集、证据提取、金额认定等全链条、精细化引导侦查,破解侦查难题,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指引还加大了追赃挽损和反洗钱力度,秉持决不让犯罪人员在经济上获利理念,要求对涉案赃款应追尽追,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损失。如针对犯罪嫌疑人通过这种平台转移虚拟货币、从事洗钱犯罪等行为,指引建议侦查机关对资金流实时监控,锁定资金最终去向,准确认定涉案金额。
对此,相城区检察院检察长寿樱表示,虚拟货币洗钱黑灰产业链不断演变,逐步呈现规模化、专业化趋势,数字经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消费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应当聚焦企业所盼、群众所需重点发力,提升检察履职的精准度。指引的制发偏重于社会效果,也是从保护公民权益角度作出的努力。
“这份针对虚拟币犯罪侦查的指引,可能是业内首次成体系的文件,因为虚拟币犯罪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其隐蔽性和跨境交易的特点都比一般的经侦、刑侦案耗费精力要大,能够将案件侦办经验具体化,对于我国公检法部门在此领域内进行犯罪侦查会提供便利。”
❺ 犯罪团伙用虚拟币交易洗钱120亿,背后的犯罪团伙到底是如何作案的
我国警方破获了虚拟交易的洗钱犯罪
在人的心中洗钱是一种十分高端的犯罪活动,一般服务的对象都是贪官为了洗干净自己的赃款,才会找到洗钱犯罪团队,并且这样的团队一般都活跃在各个反黑电影中,但是近期我国警方却破获了一起虚拟交易的洗钱犯罪活动,让很多居民明白洗钱犯罪也真实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犯罪团队利用区块链网络兑换数字虚拟货币来进行洗钱,一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多达63名,涉及的金额高达120多亿元,是一起十分大型的案件。
❻ 揭秘400亿元人民币圈第一大案,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
在2021年4月8日的夜晚,我国财经频道报道了我国的公安人员所查出的一起关于400亿人民币的骗局。这个事件是一个于2018年成立的某虚拟钱包。其涉及的金额更是高达了4,000亿元人民币,而犯下这种重大罪行的发起者,竟然是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男子。
遇到这类事件该怎么办?如果还未加入这种对于虚拟货币的炒作,就应该及时制止这种想法和行为。对于非官方的虚拟货币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他们的涨幅极快,亏损也是极快。如果已经加入这种虚拟货币的操作,首先我们要见好就收,在拿到一定的收入之后直接退出这种行为,不要因为赌徒心理,一错再错。如果已经加入并且这种虚拟货币已经崩盘跑路的情况下,应该及时报警,争取追回自己所亏损的资金。
❼ 现金堆成小山!警方破获120亿虚拟货币洗钱案,案件哪些细节值得关注
涉案金额巨大、参与成员众多、利用区链链兑换虚拟币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细节。
警方破获了120亿虚拟币的洗钱案,在破案现场现金堆积成山,在这个案件中有诸多细节值得人们关注,最重要的就是涉案金额巨大和参与成员众多。警方发现这个案件得益于现在高科技的技术,因为他们与当地银行的联网系统发出预警,有嫌疑人在当地银行的资金流水出现异常,月流水交易量超过了1,000万,警方沿着这个信息进行深入调查,才发现了这个涉案金额高达120亿的洗钱案件。
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努力,才捣毁了这个洗钱的犯罪团伙,抓获了主要犯罪嫌疑人至此,这个特大利用网络区块链兑换数字虚拟货币的洗钱团伙,全部落网到尾洗钱跑分的窝点十几个,共收缴违法所得1.3亿。这个巨大的洗钱案件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一定不要去帮人跑分,更不要相信区块链兑换虚拟货币,这些都是犯罪团伙设下的陷阱,一旦进入就会让自己上当受骗或者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❽ 警方抓获非法经营“外汇银行”团伙!涉案金额达2亿!案件起到了哪些警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非法外汇交易20万美元以上,非法所得5万元以上,构成非法外汇交易罪。
非法外汇交易罪是指中国机构、单位或个人、外国机构及其在华工作人员的严重行为,以及其他违反国家有关外汇交易的法律法规,以追求非法利益为目的,非法来华交易或者变相购买外汇的外国人。
因此,在讨论任何与投资相关的话题之前,我们应该仔细考虑如何享受这种待遇。广西发生一起特大案件,涉及2.3亿元。这起案件是一个在线销售虚拟货币的金字塔,我国也关注打击虚拟货币。我们已经发布了有关虚拟货币的官方警告,但国家不承认这些警告。一旦虚拟货币崩溃,我们将得不到一分钱。似乎每个人都不听国家事务,只想通过虚拟货币发财。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被虚拟货币所欺骗。
❾ 警惕炒作空气币新型传销,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骗局
空气币不单单是一个骗局,从形式上来讲,它更像是传销的一种新模式。我们看传统的传销,基本就是给群众洗脑,让大家觉得能够赚钱,纷纷往里面丢钱。“空气币”的操作模式也差不多,只不过利用了当前流行的虚拟币。同时打着“国币”、“天河二号”运算等旗号,很多人不知道就被骗了。
这场骗局,已经被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破坏,很多媒体在看到后,纷纷提醒人们要警惕炒作虚拟币为主的传销。一个案件被告破,可是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传销没被发现。作为一个普通人,一定要避免上当。
3、提升防骗意识从网上的一些骗局可以看出,骗子的手法和骗人方案,始终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让骗局披上了时代的外衣。虽然说骗子在与时俱进,但是人们的思想,始终没有任何变化。那就是被骗的只能是路人,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觉得自己智商高,不可能被欺骗,往往上当的就是自己。我们要明白,赚钱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别人一句两句话,就能让你轻松发家致富。
❿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