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数字货币案法院判例

㈠ 一审判决判决公布 长电科技追讨比特币厂商逾8000万欠款获支持

A股封测龙头长电 科技 与昔日矿机芯片厂商芯动公司的互诉案件迎来进展，上市公司主要诉请获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另一方面，长电 科技 起诉同行、拟上市公司甬矽电子“窃密挖人”。

追讨比特币厂商8716万元欠款

1月5日晚间，长电 科技 披露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芯动公司起诉长电 科技 的加工合同纠纷案件被驳回；另一案件中，芯动公司作为被告须向长电 科技 支付加工费共计1325万美元和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

在芯动公司主动起诉案件显示，2018年3月，芯动公司与长电 科技 签订了《委托芯片封装设计及加工合同》，但是长电 科技 向其提供芯片封装服务，由于封装质量不合格，造成芯片不能正常工作，造成损失共计2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5亿）。据此，芯动公司索赔上述金额及诉讼费用。

经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驳回芯动技术公司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由芯动技术公司负担。

另一件由长电 科技 起诉芯动公司案件中，2017年开始芯动公司方面委托长电 科技 提供芯片封装加工服务，但长电 科技 完成封装加工、发货后，对方拖欠132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716万元）。据此，长电 科技 请求判决支付上述等额金额的加工费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及诉讼费用。经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述诉请获支持，芯动技术公司被判决向长电 科技 支付加工费共计1325万美元和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

此前发布的声明中，长电 科技 称，芯动公司自2017年8月起委托长电 科技 控股子公司STATSCHIPPACPTE.LTD.（以下简称“星科金朋”）为芯动公司的比特币矿机提供芯片封装服务，至2018年6月，应付服务费增加至1325万美元。但后芯动公司以星科金朋封装测试的芯片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支付全部服务费1325万美元。

长电 科技 指出，芯动公司在2018年3月遭遇矿机市场经营困境时为拖延货款提出所谓“质量问题”后，屡次回避拒绝星科金朋提出的关于停止生产，澄清质量问题的要求，反而提出希望加快生产出货，致使拖欠货款增长。

2019年4月，长电 科技 发布资产减值准备显示，公司未比特币矿机生产商提供的封测物业出现客户拖欠货款现象，截止2018年底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提取坏账准备9096.69万元，直接影响2018年当期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对于本次判决影响，长电 科技 表示，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所涉及的加工费已于2018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如后续收回上述款项，将会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另外，2021年12月，长电 科技 还披露了子公司长电先进起诉瑞章 科技 获二审判决支持，截止2021年12月24日，长电 科技 累计收到全部封装加工费1612.47万元，公司将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起诉竞争对手“泄密挖人”

除了追讨欠款，长电 科技 也正在起诉竞争对手、拟上市公司甬矽电子，称后者侵犯商业机密，导致人才和技术流失。

据介绍，甬矽电子仅有的38位专利发明人中，多达32位原任职单位为长电 科技 ，占比84.21%。长电 科技 认为甬矽电子存在专利不稳定、源自长电 科技 拥有的专利或专有技术。

针对甬矽电子获授权的部分发明专利，长电 科技 向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发起无效宣告请求。此外，针对甬矽电子及部分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上述不当行为及其不利法律后果，长电 科技 已向包括证监会在内的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和申诉。

资料显示，甬矽电子董事长王顺波自2011年8月至2017年9月，任职于江苏长电 科技 ，曾任集成电路事业中心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11月至今，任甬矽电子董事长。

2021年6月23日，甬矽电子科创板上市申请已经获受理，目前已经获二轮问询，其中与长电 科技 的客户重叠、产能安排协议等关系也被监管问询。

在回复中，甬矽电子承认了于长电 科技 的客户存在重叠，主要是由于长电 科技 为全球主要封测企业之一，市场占有率较高，多供应商体系是集成电路行业惯例，且国内先进封装市场集中度较高，能提供先进封测加工的企业较少。另外，长电 科技 或长电 科技 任职人员未协助甬矽电子获取客户资源，甬矽电子全部客户均系自主独立开拓取得，长电 科技 与甬矽电子不存在对主要客户分配封测产能的协议安排。

从营收、利润规模来看，甬矽电子与长电 科技 存在较大差距。数据显示，2020年长电 科技 实现的营业收入约265亿元，净利润约13亿元；甬矽电子2020年实现的营业收入约7亿元，净利润为2785万元。

㈡ USDT虚拟币代币交易行为的刑事司法现状及风险预防

USDT（俗称泰达币）是基于稳定价值美元（USD）的代币，也是币圈使用最广泛的稳定币之一，一般买卖数字货币都少不了要用到USDT。但在我们国家，由于虚拟币本身的法律地位的尴尬，USDT虚拟币的交易也存在着极大的刑事犯罪法律风险，而由于司法机关对USDT虚拟币交易行为认识的不同，不同地区的司法机关对USDT虚拟币代币交易行为的司法评价并不统一。

如：行为人通过低价购买高价卖出的方式从事USDT虚拟币代币线下交易，且通过自己的银行卡作为买卖USDT虚拟币的支付结算工具，进而从中获取利益，而由于USDT买家的资金来源的不同，进而导致从事USDT虚拟币交易的行为人面临着不同境遇的法律评价。

从目前公开的司法判例看，对于从事USDT虚拟币代币大额交易的行为，法院以行为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而追究刑事责任的判例相对较多，也有少部分法院按照洗钱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其他罪名追究USDT虚拟币交易商刑事责任。

然而，从公开的USDT虚拟币代币交易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看，很多法院追责USDT虚拟币代币交易上刑事责任时，均是认定行为人在从事USDT虚拟币交易时主观上存在“明知性”，但法院在认定行为人“明知属于犯罪所得或者从事网络犯罪”时，更多的是从查处网络犯罪或其他犯罪后，相关购买USDT虚拟币代币的钱款被认定为属于违法犯罪所得，进而倒推主观过错，推定行为人属于“明知”，判词中对于所谓“明知属于犯罪所得”的认定也多无明确具体的证据评说。

在法言法，严格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和政策规定，虚拟币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地位虽然比较尴尬，但USDT虚拟币代币交易并没有被我们国家的法律所禁止，即使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也没有明确禁止USDT虚拟币代币交易行为，更没有定性USDT虚拟币代币交易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然USDT虚拟币代币交易行为的刑事追责的法律风险又现实存在，作为USDT虚拟币交易商如何才能规避相关刑事法律风险呢？

USDT虚拟币交易的刑事法律风险主要在于交易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和违法认识可能性，因为USDT虚拟币交易一般是在虚拟币交易平台之外进行，很多属于线下交易，交易支付不是通过平台进行，提币也是根据指示前往其他地址提取，所以存在很多不可控的风险性，但如果USDT虚拟币交易商在交易之前明确交易资金来源合法性，在交易之前剔除“明知资金来源违法”的可能性，消除违法认识的可能性，并保存相关证据，那么，USDT虚拟币交易的刑事法律风险定会降到最低。

㈢ 非法经营虚拟货币判刑案例

法律主观：

当事人所拥有的虚拟货币被他人骗走的相关案件，公安机关是可以进行立案调查的。虚拟货币依然具有财产属性，骗取虚拟货币的行为侵犯了当事人所拥有的财产权。我国《刑法》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法律客观：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㈣ 江苏比特币第一大案破获，上缴国库31万个比特币，案由是什么

“币圈第一大案”PlusToken案二审在江苏·盐城宣判。案件涉及参与人员200余万人，层级关系多达3000余层，涉案数字货币总值逾400亿元。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一份二审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波、丁赞清、彭一轩等14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陈滔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二年至十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9年初 ,盐城公安机关接到报警，有人利用Plustoken网络平台进行传销犯罪，盐城市公安机关对涉案嫌疑人立案侦查。

在公安部协调组织下，专案组民警分赴瓦努阿图、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配合当地警方成功将藏匿在境外的2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同时在境内也抓获1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20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将涉嫌传销犯罪的82名骨干成员全部抓获。

㈤ 虚拟货币诈骗怎么判刑

法律分析：数字货币犯罪属于新型网络犯罪，存在法律漏洞和监管空白。数额只是数字货币诈骗定罪量刑的一个方面，并且这个数额是开庭过后法院认定的数额，不是公安机关认为的数额。网络诈骗犯罪有一个特点就是犯罪黑数大，金额难以查清。

具体标准如下:

虚拟货币诈骗犯罪数额3000元以上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每增加2000元，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两个月刑期；

虚拟货币诈骗犯罪数额达到3万元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每增加10000元，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虚拟货币诈骗犯罪数额达到50万，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每增加50000元，可以增加一年至一年六个月刑期。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㈥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

㈦ 最高法称虚拟货币挖矿是高耗能产业 判决抚州创世纪返还显卡

吴说区块链获悉，据the Block报道，创世纪基于 Genesis Mining 未能支付其电费的指控，突然暂停了从 2018 年 9 月开始向其托管客户支付的加密货币。Genesis Mining 于 2019 年 5 月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其 560,000 台 GPU 以及 60,580 台 AntMiner S9 比特币 ASIC 矿机。该公司指责创世记未能履行其义务并侵吞矿机。Genesis Mining 表示已决定终止托管关系，但对方在开始出售部分设备的同时拒绝归还矿机。Genesis Mining 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抚州创世纪公司提出再审申请具有拖延诉讼，继续非法占有案涉设备运营获利的恶意。

江西省高等法院命令创世记将 100,000 个 GPU 返还给 Genesis Mining 的中国大陆子公司，并将 385,681 个 GPU 返还给 Genesis Mining 的香港实体。但创世记用新证据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愿，要求中国最高司法机构审查此案。今年早些时候，最高法院驳回了复审申请，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GM公司有权主张返还设备，案涉设备现仍处于运行使用状态，具备返还条件，原审判决抚州创世纪公司将设备返还给GM公司，并无不当。但这段时间 GPU 是否存在挖矿所得在判决书中没有体现。

最高法判决文书强调：“本案所涉抚州数据中心的建立以及设备的保管运营，实际是利用设备进行高性能计算以获得虚拟货币奖励的行为，系国家不予鼓励的高耗能产业，原审判令解除合同，双方法律关系终止，亦符合目前国家对案涉产业的调整方向。”

㈧ 比特币成洗钱犯罪新手段，都有哪些经典案例

互联网上有关比特币的搜索一直在不断进行，其价格一直在波动和上涨，并先后突破了3万美元，4万美元和5万美元等多个壁垒。它已经成为虚拟货币圈中最受欢迎的投资合同，但是由于市场波动，出于更大的原因，几乎每个交易日都会进行清算。涉及的巨额资金使一些投资者完全无法平静下来。当然，对于那些多次获得利润的交易者来说，他们自然会赚很多钱，他们的个人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因此，在投资虚拟货币（例如比特币）时，当市场急剧波动时，会出现一些快乐和悲伤的现象。

此外，尽管当前比特币的价格一直在不断上涨，但在市场上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许多金融机构持消极态度，认为它是投机性资产，而不是货币，因为它缺乏实用性。价值支持，并同时发出了一些警告。此外，印度即将实行加密货币禁令，其他国家对虚拟加密货币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一些罪犯使用其隐藏的洗钱犯罪，因此未来市场趋势存在许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