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比特币和摩根币有什么区别
1、两种货币的性质不同：比特币是一种加密数字货币，摩根币就是一种典型的传销币。
2、两种货币的运行模式不同：
（1）比特币是一个共识网络，促成了一个全新的支付系统和一种完全数字化的货币。它是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对等支付网络，由其用户自己掌控而无须中央管理机构或中间人。
（2）摩根币是一种典型的传销币，他们往往承诺高收益，创始运营团队的信息不公开，具有国际大公司背景，提出了一套貌似很合理的经济学理论。
(1)物价局鉴定比特币扩展阅读：
网络货币的危害：
1、虚拟货币的广泛应用，也正加速网络大盗的猖獗
（1）2006年12月深圳市公安局宣告破获了全国最大的盗窃网络虚拟财产案，11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该团伙利用木马病毒的方式，非法盗取上万QQ号以及Q币等虚拟财产，并在网络上销赃获利70多万元。
（2）在此案中虚拟货币Q币被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警方以涉嫌盗窃罪逮捕不法分子算是特例，原因是腾讯公司已在广东省物价局备案，1个Q币等值于1元人民币。
（3）网络货币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比如可用于在线购买杀毒软件、为超女投票等，一些网站甚至用网币给版主发工资。
2、营商的体系之外
因为个别虚拟货币成了人民币的“等价物”，甚至是“网上人民币”，显示出“网络硬通货的角色”，才使得非法赌博的非法所得可以兑现成人民币，进一步滋长了网络赌博行为。
Ⅱ 摩根币和比特币有区别吗
区别大了，比特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加密数字货币，摩根币就是一种典型的传销币。
比特币是一个共识网络，促成了一个全新的支付系统和一种完全数字化的货币。它是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对等支付网络，由其用户自己掌控而无须中央管理机构或中间人。从用户的角度来看，比特币很像互联网的现金。比特币也可以看作是目前最杰出的三式簿记系统。
摩根币是一种典型的传销币，之前比特币之家网爆出了类似的传销骗局，星火娱乐比特币、波特币、维卡币等等传销骗局。他们往往承诺高收益，创始运营团队的信息不公开，具有国际大公司背景，提出了一套貌似很合理的经济学理论。但只要你网络一下，你会发现这些传销币的模式都是大同小异的。还有一点很重要，摩根币就是BBT造币机。
Ⅲ 判决书里的Plus Token技术团队
前 言
2020年7月30日，公安部官网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安部指挥破获首起以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特大跨国网络传销案，彻底摧毁Plus Token非法交易平台，涉案金额逾400亿元”。
这是公安机关侦破的首起以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网络传销案，涉及参与人员269万，层级关系最大至3293层。不写Plus Token，币圈程序员这个系列就是不完整的。
组织结构与包装
Plus Token不是最会包装的，但组织架构和运作效率都是目前案件中的翘楚：
据公安部介绍，PlusToken平台下设技术组、市场推广组、客服组、拨币组，分别负责技术运维、宣传推广、咨询答复和审核提币等工作。
参与人员通过上线推荐并缴纳价值500美元以上的数字货币作为“ 槛费”后即可获得会员资格，会员按缴纳的数字货币价值获得平台自创的“Plus”币，并按照加入顺序形成上下线和层级关系。
平台根据发展下线数量和投入资金数量，将成员分为会员、大户、大咖、大神、创世五个等级，并按等级高低发放相应数量的“Plus”币作为奖励和返利。
Plus Token宣称自己是：
继imToken之后全球第二大的数字货币钱包。
由三星和谷歌原技术团队开发，研发实验室在韩国首尔。联合创始人Leo，是俄罗斯顶级程序员，阿法狗智能算法研究员、前欧洲数字货币支付交易所首席战略官。（事后查明，Leo只是一个外籍留学生，身份全是包装的。）
拥有“智能狗搬砖”功能——即同时在不同交易所进行套利交易，赚取差价（实际并不具备该功能）。
投资者存入100万元，复利一年就能赚到700万元。开启“智能搬砖”，除保本以及Plus币升值产生的收益外还能获得8%到30%的月收益。
钱包覆盖全球近170个国家，包括中、日、韩、德国、新加坡、英国、越南、俄罗斯以及缅甸等。
犯罪团伙包装出来的「Plus Token」是：
亚洲首个STO交易所+多功能跨链去中心化钱包+智能狗搬砖+平台币+币融贷款+全球数字货币支付功能+区块链 游戏 +算力挖矿。
生态建设的目标是覆盖“钱包”、“交易平台”、“支付”、“挖矿”、“奖金”、“ 游戏 ”、“币融”。
（这个结构是不是很眼熟？像不像一些元宇宙项目？）
实际上，用盐城警方的话说：
这个Plus币，它其实是平台内部自己发的币。它通过后台操控这个Plus币，让你看到不断增值，就是一个数字，就是一个代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空气币。
PlusToken最大的仿盘（按2019年价格，涉案金额高达77亿人民币）也是盐城警方破获的。
资金盘规模
新华社有一篇报道提到过，这个平台涉及人员300多万人，流入的比特币数量超过31万，另外还有以太坊等数字货币917万余个。按照2019年案发时的市场行情，合计人民币500多亿。
但是判决书的金额，是按照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的「最低价」计算的。即使这样，Plus Token平台上的8种数字货币合计金额也已达到人民币148亿元。
这里的链上数据分析、价格评估和核验，包括出货、变现，都是司法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具体是指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会计师事务所和行业内一些做区块链安全的公司。
关于第三方公司，今年四月也出过一个大新闻。某个区块链安全公司的高管，把警方委托公司保管的比特币拿去炒合约了——还是正赶上比特币疯涨的时间点做空比特币。为了弥补亏空，嫌疑人还四处收集币圈传销、诈骗的线索，提供给警方，催促警方查处。大概是想着查处扣押的比特币能再委托他们公司来保管。此人已被羁押，后续有进展我们再更新。
技术团队分工与实施
回到我们的主题 —— 平台技术团队的分工与定罪量刑。
2018年初，陈某以区块链为概念策划在互联网设立PlusToken平台开展传销活动，先后聘请被告人郑某、王某团队开发、运营维护APP并建立域名为www.plToken.io的网站。
同时成立了PlusToken平台最高市场推广团队——盛世联盟社区，通过微信群、互联网、不定期组织会议、演唱会、 旅游 等方式发布PlusToken平台的介绍、奖金制度、运营模式等宣传资料，虚构、夸大平台实力及盈利前景进行宣传推广。
2018年3月、4月，郑某为PlusToken平台开发APP和建立网站。
2018年5月1日，平台正式上线。
2018年5月至12月，郑某带领技术团队对PlusToken平台进行运营维护和优化升级。
2018年8月10日，国际版开通，开放全球37个国家的注册权限，接受八种主流币，开通国际plus支付功能。
2018年9月14日，平台冠名赞助WBF世界区块链大会济州技术大会，在韩国济州岛某酒店举行“Plus Token”全球启动仪式。
2019年6月底，Plus Token头目被抓的消息见报后，主办方立刻向公众道歉，说自己当初审核不严。
2018年10月，Plus Token钱包交易平台上线，国际plus支付支持所有数字货币支付，用户可以通过交易所兑换交易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狗狗币等虚拟货币。
2018年11月，钱包交易所更名为PsEx交易所。
2018年12月，郑某将平台运维工作交接给王某团队，彻底离开平台。
服务近9个月，郑某从陈某那领到165.1万元，其中非法获利金额是25.5万元。
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王某带领技术团队对PlusToken平台进行日常运营维护和优化升级，并根据陈某要求对平台新功能模块进行开发：
事后看，新玩法的功能主要在于延缓崩盘的速度。
陈某每月给王某价值40万元的数字货币作为运维费用，另外支付140万元，用于日常工作中的开销。除了这些，陈波还以安家费、奖金的名义付给王某155万——最后都被认定为非法获利。
2019年1月12日，PsEx交易所开始交易。
2019年1月，为了逃避法律打击，陈某和女友把平台客服组、拨币组搬至柬埔寨西哈努克城，继续进行传销活动。
为了方便在国外发展业务，陈某还用他人名义斥资1460万在当地买地，又前前后后花了近500万给团伙骨干办理瓦努阿图绿卡、护照。
2019年初，盐城警方收到线索，立即组建专案组，并将案情通报给公安部。
2019年3月，长沙窝点被查处、捣毁。
但是PlusToken并没有停止传销活动，招揽投资者的广告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型广告牌播放。
2019年6月27日，在公安部协调组织下，专案组民警分别奔赴瓦努阿图、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最终成功抓捕藏匿在国外的2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2019年6月28日晚间，不断有PlusToken用户反映说平台无法兑付提现。平台代币价格自29日晚间停滞在139.237美元位置，连续数十小时没有任何价格波动。平台官方还在硬撑，解释说是网不好，但是只能进币、不能提现，充分说明这是假话。
2019年6月29日，瓦努阿图每日邮报报道说至少六名中国籍人士因“进行非法互联网骗局”被当地警察部队逮捕。7月5日，邮报再次报道，说六名疑犯已经被遣返中国，同时还曝光了plustoken创始人的真实姓名。
2019年8月16日，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检察院公布了PlusToken案的最新进展，检察院依法对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陈某、丁某、彭某、王某、谷某、袁某批准逮捕。
技术负责人的定罪量刑
2020年9月22日，江苏法院就陈波、丁赞清、彭一轩、谷智江、袁园、陆姣龙、郑敬、王仁虎、陆万龙、贺思思、刘佳、彭波、刘帅、伍见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审被告人陈滔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作出（2020）苏0991刑初44号刑事判决。
2021年5月，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最终：
一审后陈某和王某上诉，上诉理由和法院判定都非常有代表性，值得仔细研读。
陈某的上诉理由主要是：
法院认为：
王某上诉的主要理由是：
法院认为：
此处说明一下，王某是和陈某一起在瓦努阿图被捕的。
附录清单
经苏州瑞亚会计师事务所对PlusToken平台用于收取会员缴纳数字货币钱包地址的交易电子账单进行鉴定，截至2019年6月27日，PlusToken平台共收取会员缴纳的数字货币包括：
据盐城市物价局价格认定中心认定，以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最低价计算，上述8种数字货币折合人民币148 8037.50元。
2019年6月28日后，仍有非法数字货币转入平台的钱包地址，共计：
Ⅳ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