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GL數字貨幣除了MAE以外,還有哪些數字貨幣交易所可以交易
可別交易了,別把自己的真金白銀都交到騙子們的口袋裡去了,明擺著就是個騙局,怎麼還要去做,是不是錢太多了!
B. 新加城MAE數字貨幣交易平台關閉中國大陸帳號
數字貨幣教育平台是已經關閉了。
C. MAE新家坡數字貨幣平台有沒,是不是正規的
不是,後期斗跑路,不要投入。
D. 新加坡MAE數字幣交易所真有這個平台嗎
新加坡MAE數字幣交易所真有這個平台嗎?不管有沒有,數字貨幣風險很大
E. 請各位經濟學高手幫忙
次貸危機http://ke..com/view/1092871.html?wtp=tt
孫立堅:走為上計--中國應對次貸危機的明智策略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美國次貸危機徹底震碎了華爾街神話,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兩家投資銀先後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國國際集團(AIG)等房地產和保險巨頭則需美國國會大手筆斥資拯救,在美國經濟被金融危機搞到奄奄一息的時刻,世界目光紛紛轉向經濟仍然茁壯增長的中國:金融危機會把中國拖下水嗎?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學者:刺激內需是關鍵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發表的兩篇評論中強調,中國有條件爭取到「獨善其身」,「我們無須重復令全世界都羨慕的老生常談——中國擁有巨大的內需潛力。大算盤不難打:只要國內需求有較大的擴展,這些年來為外需服務的龐大製造業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轉向對內,中國經濟不但可能持續高速增長,而且也許對全球經濟『過冬』也不無小補。」
周其仁認為,到了最後,困難只有一個:究竟怎樣才能把中國的內需潛力釋放出來?
他說,中國目前所謂內需不足主要是因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涉及的不僅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更主要的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這個比例實在太低。」
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日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訪問時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他說,多年來,中國消費率持續走低,刺激消費的政策一直難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佔有的收入比重過高。
中國的稅收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今年預算收入可能達到6萬億人民幣(人民幣1元約兌0.2新元),佔GDP的21%,是20世紀90年代最低水平的兩倍。國有企業利潤也可能達到GDP的6%,還有大量預算外收入。總體而言,中國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財富,或者是國民生產凈值(GDP減去資本貶值)的40%。
謝國忠說:「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地轉向政府這邊。降低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
讓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讓他們掌控更多財富就能刺激內需?中國網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熱烈,據記者的觀察,越來越多中國人擁有過去的「日本人思維」,給他們更多錢,他們會儲蓄大部分,對內需的影響不大。這主要是因為前景不明朗、對前途沒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綢繆的心理。
一名網民在滕訊網論壇中說:「如果一個國家不能保障一個公民的未來(教育、醫療、養老、就業),那這個國家不可能有內需,因為錢都要儲蓄起來,預防這些問題。中國的內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國的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么?」
周其仁在其評論中強調,通貨膨脹和景氣收縮固然受全球趨勢的影響,但並不意味每個國家只能被動跟隨、無所作為。
他說:「以通脹為例,全球通脹抬頭是事實,國際高油價高糧價的沖擊也是事實,但在同樣的全球環境里,各國通脹率從辛巴威的百分之幾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別。這說明各個國家還是可以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在全球趨勢的影響下有所作為、趨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認為,中國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國的製造業產能龐大,面對國際市場升級空間廣闊,轉向為內需服務同樣潛力巨大。此外,中國服務業還在初級階段,國人收入增加,時間成本增加,對「方便」的需求方興未艾,這些都是服務業的機會。
他還說:「中國在能源方面也有潛力。油價高,最不應該被嚇倒的是中國,因為中國能源消費中的70%是煤。中國還有糧食生產的潛力與機會。中國還有很多土地沒有經營好,原因之一就是糧價不夠高。將國際上的高糧價適當傳導給中國農民,增產潛力不會小。」
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
《21世紀經濟報道》上星期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了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中國仍存在相當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之中獨善其身?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接受該報訪問時說:「災難的傳導不會只通過金融層面,我們不能認為人民幣不國際化、資本市場沒有開放,中國就可以避過這場危機的影響。危機可以從貿易層面傳導進來。我們這些年的高增長很大程度是靠外貿和外需,外需增長快,帶動了一大批外向型產業的投資增長。」
中國金融協會副會長、中國光大銀行董事長唐雙寧日前在「新浪」舉辦的一個論壇上則說:「前一段由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形勢好,金融的國際參與度還不夠高,所以從目前時點來看影響還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雙寧說:「現在經濟已經全球化,金融已經沒有國界,加入世貿以後中國經濟與世界融為一體。」他特別表示對於經濟危機的思考以及防範措施應該提前著手進行。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出台了《國家金融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央行、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聯合下發《關於金融支持服務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各部委應加強金融風險監測和評估,提高金融風險預警能力,切實防範系統性風險,但這些只是通過協調機制同其他經濟部門進行合作。
中國人民銀行培訓學院院長王自力說:「事實上,要真正達到管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和社會穩定、保障國家經濟主導權的目的,可能還需要改變金融分業監管的局面。統一把預防、阻擊熱錢進入作為一項長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對頻繁進出中國金融市場的熱錢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預警機制,密切監控熱錢流入,規范外匯資金流入和結匯管理,重點查處違法違規資金流入,並加強國際合作以防範國際短期資本對我國經濟金融安全可能帶來的沖擊。」
王自力也說:「當前,中國政府不僅要關注證券市場和樓價下跌對宏觀經濟面的影響,而且需要關注不斷變幻的國際經濟環境,及時進行調整。只要應對正確,國內市場就不會大亂,更不會真實衰退。」
謝國忠則認為,經濟發展不能單靠股市、樓市支撐,中國接下來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經濟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謝國忠預測,美國經濟見底並恢復估計要四五年。中國不能希望靠美國經濟復甦把自己拉上來,而必須要另外殺出一條血路來,而「殺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國經濟效率。他認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從短期來看,兩方面的政策很重要。從穩定需求來看,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考慮到出口企業和地產開發商的資產流動性問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越來越明顯,一些財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軟著陸」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鐵路網修建等,來緩沖下行風險,對經濟長期發展也有好處。同時,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解決他們的償債能力問題。
「接下來(中長期)就應該找到經濟低效率的地方並加以改變。(中國)在財政收支、金融資本政策控制、價格體系政府控制中存在著相當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國經濟就可以上一個新台階。」
擴大內需先刺激內需
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所造成的最直接影響,其實就體現於大批中小企業的相繼倒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中國的宏觀調控措施令中小企業承受很大的壓力,包括推高其融資成本,使它們紛紛轉向地下錢庄借錢,從而負債累累。另外,原材料價格的飆升也讓它們雪上加霜。
不過,次貸危機使美國人束緊腰帶,大大削減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這才是對中國中小企業所造成的「最關鍵的影響」。「不少中小企業都屬於出口型,美國是重要的出口市場,東西(產品)賣不到美國去了,就面對不得不轉型的問題。」
以出口為導向經濟模式行不通了
統計數字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有6萬7000家中小企業倒閉、超過2000萬工人被解僱,說明了過去壓低產品價格、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已經行不通了。加上美國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調整貿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國開放其市場,中國企業不但得擴大內需,還要提高競爭能力。提高技術、品牌管理力度和轉入服務業,也就成為中小企業繼續生存的先決條件。
然而,廣大的中國民眾重儲蓄,或寧可放手一搏,投資股票以「錢生錢」。在這樣的背景下,刺激內需、帶動人們消費談何容易?
對此,孫立堅說,首先必須認清人們不願消費的原因。「老百姓後顧之憂太多,不管是住房、醫療、孩子教育還是養老,未來要用到錢的機會太多了,就把錢儲蓄起來或進行投資。因此,當務之急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此外,要刺激內需還得確保產品質量,否則中國人都不買「中國製造」,「錢還是流入其他國家」。孫立堅強調:「政府要兩手抓,既確保企業能把東西賣出去,也要使老百姓願意買。」
開展離岸業務 以降低投資美市場風險
孫立堅認為,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對其外匯資產管理也帶來挑戰。他解釋,中國自1978年開放以來,出口勢頭猛,累積了大量外匯儲備,現在因美元貶值而蒙受損失。
「我們把產品價格壓低,出口到美國去,賺了美元又讓美國人去管理,可是他們卻管得很糟。那麼,我們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孫立堅指出,中國擁有近1萬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加上不少其他亞洲國家也有美元儲備,預計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亞洲國家手裡。「大家都在問:美元可以投資到哪裡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亞洲進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議開展離岸業務,使中國投資機構能投資在發美元債券、有潛能的亞洲企業,以降低直接到美國市場投資的「政治風險」。
事實上,由於諸如中投公司等中國投資機構仍是國有企業,走出去時經常受到投資國懷疑,並面對較高的壁壘阻擋,以致如孫立堅所說的「無法徹底實現海外投資的戰略和預期目標」。
他因此希望美國能在中國注資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對中國國有企業有戒心,以致經濟舉措蒙上濃濃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