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比特幣和摩根幣有什麼區別
1、兩種貨幣的性質不同：比特幣是一種加密數字貨幣，摩根幣就是一種典型的傳銷幣。
2、兩種貨幣的運行模式不同：
（1）比特幣是一個共識網路，促成了一個全新的支付系統和一種完全數字化的貨幣。它是第一個去中心化的對等支付網路，由其用戶自己掌控而無須中央管理機構或中間人。
（2）摩根幣是一種典型的傳銷幣，他們往往承諾高收益，創始運營團隊的信息不公開，具有國際大公司背景，提出了一套貌似很合理的經濟學理論。
(1)物價局鑒定比特幣擴展閱讀：
網路貨幣的危害：
1、虛擬貨幣的廣泛應用，也正加速網路大盜的猖獗
（1）2006年12月深圳市公安局宣告破獲了全國最大的盜竊網路虛擬財產案，11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該團伙利用木馬病毒的方式，非法盜取上萬QQ號以及Q幣等虛擬財產，並在網路上銷贓獲利70多萬元。
（2）在此案中虛擬貨幣Q幣被作為定罪量刑的標准，警方以涉嫌盜竊罪逮捕不法分子算是特例，原因是騰訊公司已在廣東省物價局備案，1個Q幣等值於1元人民幣。
（3）網路貨幣的使用范圍越來越廣，比如可用於在線購買殺毒軟體、為超女投票等，一些網站甚至用網幣給版主發工資。
2、營商的體系之外
因為個別虛擬貨幣成了人民幣的「等價物」，甚至是「網上人民幣」，顯示出「網路硬通貨的角色」，才使得非法賭博的非法所得可以兌現成人民幣，進一步滋長了網路賭博行為。
Ⅱ 摩根幣和比特幣有區別嗎
區別大了，比特幣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加密數字貨幣，摩根幣就是一種典型的傳銷幣。
比特幣是一個共識網路，促成了一個全新的支付系統和一種完全數字化的貨幣。它是第一個去中心化的對等支付網路，由其用戶自己掌控而無須中央管理機構或中間人。從用戶的角度來看，比特幣很像互聯網的現金。比特幣也可以看作是目前最傑出的三式簿記系統。
摩根幣是一種典型的傳銷幣，之前比特幣之家網爆出了類似的傳銷騙局，星火娛樂比特幣、波特幣、維卡幣等等傳銷騙局。他們往往承諾高收益，創始運營團隊的信息不公開，具有國際大公司背景，提出了一套貌似很合理的經濟學理論。但只要你網路一下，你會發現這些傳銷幣的模式都是大同小異的。還有一點很重要，摩根幣就是BBT造幣機。
Ⅲ 判決書里的Plus Token技術團隊
前 言
2020年7月30日，公安部官網發布了一條消息「公安部指揮破獲首起以數字貨幣為交易媒介的特大跨國網路傳銷案，徹底摧毀Plus Token非法交易平台，涉案金額逾400億元」。
這是公安機關偵破的首起以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為交易媒介的網路傳銷案，涉及參與人員269萬，層級關系最大至3293層。不寫Plus Token，幣圈程序員這個系列就是不完整的。
組織結構與包裝
Plus Token不是最會包裝的，但組織架構和運作效率都是目前案件中的翹楚：
據公安部介紹，PlusToken平台下設技術組、市場推廣組、客服組、撥幣組，分別負責技術運維、宣傳推廣、咨詢答復和審核提幣等工作。
參與人員通過上線推薦並繳納價值500美元以上的數字貨幣作為「 檻費」後即可獲得會員資格，會員按繳納的數字貨幣價值獲得平台自創的「Plus」幣，並按照加入順序形成上下線和層級關系。
平台根據發展下線數量和投入資金數量，將成員分為會員、大戶、大咖、大神、創世五個等級，並按等級高低發放相應數量的「Plus」幣作為獎勵和返利。
Plus Token宣稱自己是：
繼imToken之後全球第二大的數字貨幣錢包。
由三星和谷歌原技術團隊開發，研發實驗室在韓國首爾。聯合創始人Leo，是俄羅斯頂級程序員，阿法狗智能演算法研究員、前歐洲數字貨幣支付交易所首席戰略官。（事後查明，Leo只是一個外籍留學生，身份全是包裝的。）
擁有「智能狗搬磚」功能——即同時在不同交易所進行套利交易，賺取差價（實際並不具備該功能）。
投資者存入100萬元，復利一年就能賺到700萬元。開啟「智能搬磚」，除保本以及Plus幣升值產生的收益外還能獲得8%到30%的月收益。
錢包覆蓋全球近170個國家，包括中、日、韓、德國、新加坡、英國、越南、俄羅斯以及緬甸等。
犯罪團伙包裝出來的「Plus Token」是：
亞洲首個STO交易所+多功能跨鏈去中心化錢包+智能狗搬磚+平台幣+幣融貸款+全球數字貨幣支付功能+區塊鏈 游戲 +算力挖礦。
生態建設的目標是覆蓋「錢包」、「交易平台」、「支付」、「挖礦」、「獎金」、「 游戲 」、「幣融」。
（這個結構是不是很眼熟？像不像一些元宇宙項目？）
實際上，用鹽城警方的話說：
這個Plus幣，它其實是平台內部自己發的幣。它通過後台操控這個Plus幣，讓你看到不斷增值，就是一個數字，就是一個代碼，就是我們講的就是空氣幣。
PlusToken最大的仿盤（按2019年價格，涉案金額高達77億人民幣）也是鹽城警方破獲的。
資金盤規模
新華社有一篇報道提到過，這個平台涉及人員300多萬人，流入的比特幣數量超過31萬，另外還有以太坊等數字貨幣917萬余個。按照2019年案發時的市場行情，合計人民幣500多億。
但是判決書的金額，是按照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間的「最低價」計算的。即使這樣，Plus Token平台上的8種數字貨幣合計金額也已達到人民幣148億元。
這里的鏈上數據分析、價格評估和核驗，包括出貨、變現，都是司法機關委託第三方機構進行的，具體是指電子數據司法鑒定中心、會計師事務所和行業內一些做區塊鏈安全的公司。
關於第三方公司，今年四月也出過一個大新聞。某個區塊鏈安全公司的高管，把警方委託公司保管的比特幣拿去炒合約了——還是正趕上比特幣瘋漲的時間點做空比特幣。為了彌補虧空，嫌疑人還四處收集幣圈傳銷、詐騙的線索，提供給警方，催促警方查處。大概是想著查處扣押的比特幣能再委託他們公司來保管。此人已被羈押，後續有進展我們再更新。
技術團隊分工與實施
回到我們的主題 —— 平台技術團隊的分工與定罪量刑。
2018年初，陳某以區塊鏈為概念策劃在互聯網設立PlusToken平台開展傳銷活動，先後聘請被告人鄭某、王某團隊開發、運營維護APP並建立域名為www.plToken.io的網站。
同時成立了PlusToken平台最高市場推廣團隊——盛世聯盟社區，通過微信群、互聯網、不定期組織會議、演唱會、 旅遊 等方式發布PlusToken平台的介紹、獎金制度、運營模式等宣傳資料，虛構、誇大平台實力及盈利前景進行宣傳推廣。
2018年3月、4月，鄭某為PlusToken平台開發APP和建立網站。
2018年5月1日，平台正式上線。
2018年5月至12月，鄭某帶領技術團隊對PlusToken平台進行運營維護和優化升級。
2018年8月10日，國際版開通，開放全球37個國家的注冊許可權，接受八種主流幣，開通國際plus支付功能。
2018年9月14日，平台冠名贊助WBF世界區塊鏈大會濟州技術大會，在韓國濟州島某酒店舉行「Plus Token」全球啟動儀式。
2019年6月底，Plus Token頭目被抓的消息見報後，主辦方立刻向公眾道歉，說自己當初審核不嚴。
2018年10月，Plus Token錢包交易平台上線，國際plus支付支持所有數字貨幣支付，用戶可以通過交易所兌換交易比特幣、以太坊、萊特幣、狗狗幣等虛擬貨幣。
2018年11月，錢包交易所更名為PsEx交易所。
2018年12月，鄭某將平台運維工作交接給王某團隊，徹底離開平台。
服務近9個月，鄭某從陳某那領到165.1萬元，其中非法獲利金額是25.5萬元。
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王某帶領技術團隊對PlusToken平台進行日常運營維護和優化升級，並根據陳某要求對平台新功能模塊進行開發：
事後看，新玩法的功能主要在於延緩崩盤的速度。
陳某每月給王某價值40萬元的數字貨幣作為運維費用，另外支付140萬元，用於日常工作中的開銷。除了這些，陳波還以安家費、獎金的名義付給王某155萬——最後都被認定為非法獲利。
2019年1月12日，PsEx交易所開始交易。
2019年1月，為了逃避法律打擊，陳某和女友把平台客服組、撥幣組搬至柬埔寨西哈努克城，繼續進行傳銷活動。
為了方便在國外發展業務，陳某還用他人名義斥資1460萬在當地買地，又前前後後花了近500萬給團伙骨幹辦理萬那杜綠卡、護照。
2019年初，鹽城警方收到線索，立即組建專案組，並將案情通報給公安部。
2019年3月，長沙窩點被查處、搗毀。
但是PlusToken並沒有停止傳銷活動，招攬投資者的廣告在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巨型廣告牌播放。
2019年6月27日，在公安部協調組織下，專案組民警分別奔赴萬那杜、柬埔寨、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最終成功抓捕藏匿在國外的2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2019年6月28日晚間，不斷有PlusToken用戶反映說平台無法兌付提現。平台代幣價格自29日晚間停滯在139.237美元位置，連續數十小時沒有任何價格波動。平台官方還在硬撐，解釋說是網不好，但是只能進幣、不能提現，充分說明這是假話。
2019年6月29日，萬那杜每日郵報報道說至少六名中國籍人士因「進行非法互聯網騙局」被當地警察部隊逮捕。7月5日，郵報再次報道，說六名疑犯已經被遣返中國，同時還曝光了plustoken創始人的真實姓名。
2019年8月16日，鹽城經濟技術開發區人 檢察院公布了PlusToken案的最新進展，檢察院依法對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陳某、丁某、彭某、王某、谷某、袁某批准逮捕。
技術負責人的定罪量刑
2020年9月22日，江蘇法院就陳波、丁贊清、彭一軒、谷智江、袁園、陸姣龍、鄭敬、王仁虎、陸萬龍、賀思思、劉佳、彭波、劉帥、伍見紅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原審被告人陳滔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一案，作出（2020）蘇0991刑初44號刑事判決。
2021年5月，二審裁定維持原判。
最終：
一審後陳某和王某上訴，上訴理由和法院判定都非常有代表性，值得仔細研讀。
陳某的上訴理由主要是：
法院認為：
王某上訴的主要理由是：
法院認為：
此處說明一下，王某是和陳某一起在萬那杜被捕的。
附錄清單
經蘇州瑞亞會計師事務所對PlusToken平台用於收取會員繳納數字貨幣錢包地址的交易電子賬單進行鑒定，截至2019年6月27日，PlusToken平台共收取會員繳納的數字貨幣包括：
據鹽城市物價局價格認定中心認定，以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間最低價計算，上述8種數字貨幣摺合人民幣148 8037.50元。
2019年6月28日後，仍有非法數字貨幣轉入平台的錢包地址，共計：
Ⅳ 辯護角度談虛擬貨幣的「價值」
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國一直對虛擬貨幣持高壓態度，且政策層層加碼。2013年五部委的《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否定比特幣的貨幣屬性，將其定性為特定的虛擬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發布《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叫停虛擬貨幣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下稱《通知》），直接將虛擬貨幣相關業務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並表示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向中國境內居民提供服務同樣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並將追究相關境內從業人員的法律責任。隨後國內的交易平台或暫停中國境內新用戶的注冊並清退存量用戶，或直接永久關掉了交易服務。
至此，筆者也認為，目前虛擬貨幣在國內已經終結。但與之相關的案件未來一段時間仍將高發。在相關案件的刑事辯護工作中，我們始終無法繞開虛擬貨幣「價值」的認定問題，往往需要對涉案的虛擬貨幣的「價值」進行舉證及對其價格鑒定進行質證等工作。
下面我們以比特幣為例，談談我們此類案件辦理過程中，證明其「價值」來源的一些思路。
1 價值來源——「共識」和「信任」
我們的貨幣 歷史 ，經歷了實物貨幣到紙幣，再到記賬貨幣的變遷。何為記賬貨幣？就是以數字記錄方式確定歸屬和轉移的貨幣，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生活中早已習慣脫離實體錢包，只使用手機掃碼支付，這種便利正是來源於記賬貨幣的充分應用，我們之間的相互轉賬只是在彼此銀行賬戶的數字上做加減法，整個過程就是一個雙方記賬過程。而這個記賬的權利掌握在國家手中，由各個銀行、三方支付機構和央行負責，央行擁有整個國家大賬本的記賬權，即「中心化記賬」的方式，而我們之所以認為紙幣及這些「手機中的數字」具備「價值」，是我們基於對國家的「信任」，是國家在這些「數字」背後的信用背書讓我們達成了它們具備「價值」的「共識」。
同樣，黃金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我們已經達成了其作為貨幣交換一般等價物的「信任」；鑽石的價值，也同樣是人們對其稀缺性及其背後的某種象徵意義的達成「共識「」。所以， 價值的本質，其實是人們對特定物價值的「共識」和「信任」， 如果人們不對一個事物達成有「價值」的「共識」，那麼很多我們認為「值錢」的事物，其實根本沒那麼「值錢」（包括鑽石和國家發行的紙幣）。
但紙幣天然存在一個問題，無論是當年密西西比泡沫時期的法國政府，還是次貸危機和新冠期間的美國政府，都會出現無節制超發貨幣的現象，貨幣超發及經濟危機往往引發通貨膨脹，紙幣大幅貶值。紙幣之所以貶值，也正是人們對於政府發行貨幣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對於的黃金等物品「價值」的「共識」提升，進而金價上漲。虛擬貨幣鼻祖比特幣誕生於2008年次貸危機後期的美國，在此背景下，針對主權貨幣的通脹問題，其被設計成「去中心化」和「總量恆定」等特性。
隨著人們基於對這種「去中心化」虛擬貨幣達成「共識」，產生「信任」，虛擬貨幣才產生了「價值」。並隨著達成「共識」、「信任」其「價值」的人越來越多，它們的價格也水漲船高。
以比特幣為例，2009 年1月，中本聰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時，市場對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無法形成對其「價值」的「共識」，所以，此時比特幣的價格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國人拉茲羅首次用10000個比特幣購買了25美元的披薩（首次比特幣交易，拉茲羅也是首次使用顯卡挖礦的人），那麼它的價值變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普勒斯發生經濟危機，當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貶值的塞普勒斯鎊貨幣，而紛紛搶購比特幣，導致比特幣價格飆漲8.8倍。當2013年11月比特幣達到8000人民幣階段高點的時候，中國五部委《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發布，嚴重打擊了人們對其的「信任」，比特幣價格隨之大幅下跌，同樣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台MTGox破產，沖擊了人們對比特幣的「信任」，讓其價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證明、共識機制和最長鏈機制保證了比特幣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幣都可以追溯誕生及交易的 歷史 ，具備不可偽造的特徵。這些特徵也增加了人們對其「價值」的」共識」。
所以，虛擬貨幣是基於人們對達成「共識」、形成「信任」的程度，而產生了其價值，並基於「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響其價格。
2 價值來源——「獲取成本」
虛擬貨幣有兩種獲取發生——「挖礦」和「交易」。
先說說「挖礦」，以比特幣為例，其原始產生就是由「礦工」、「挖礦」生成。「礦工」可以由身處全世界任何地點的任何人擔任，「挖礦」是指「礦工」藉助計算機算力，通過復雜的數學運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過程，第一個求得特解的「礦工」能夠獲得新增「賬本」的記賬權，從而得到特定數量的比特幣獎勵。計算這個特定解的過程需要大量的運算，同時比特幣在設計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規則，算力每過一段時間需要調整一次，這意味著挖礦的難度也在上升，也讓成本（主要是顯卡等硬體）大幅提高。
同時，隨著挖礦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礦難度增大，個人能挖到比特幣的概率越來越小，也就逐漸發展出規模化的礦場，也就是聚合n多台礦機的算力一起挖礦，挖礦從個人挖礦轉變為礦場或礦池，一個礦場的成本有：建設成本、設備成本、維護成本（包括店裡成本和人工成本）、網路成本等。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那麼虛擬貨幣的挖礦過程，同樣投入了具體的（勞動力）「成本」，並且這個「成本」可以量化為具體的（虛擬貨幣）商品價格。早在比特幣誕生的2009年，一個叫「新自由標准」的用戶，就在比特幣早期論壇上提成通「生產成本」計算比特幣價格的方法。他認為一枚比特幣的價值計算方法應為：計算機運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電量是 1331.5 千瓦/時，乘以上年度美國居民平均用電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個月，除以過去30天里生產的比特幣數量，最後的結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幣的定價結論。
至於「交易」的獲取方式，無論是直接使用法幣交易，還是使用法幣兌換虛擬貨幣後再進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終能夠與法幣達成某種「匯率」的自由兌換，它背後自然存在確定的價值。
如我們在 《談虛擬幣詐騙案件的辯護要點》 文中所述，實務中我們需要區分非主流貨幣中的特殊幣種，通常所稱的類主流幣（山寨幣），他們在技術模式上與主流幣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實項目、基於區塊鏈底層技術、按照其白皮書的規劃執行，常見的山寨幣有EOS、BTM。針對這類涉案虛擬幣。在實際辯護中，我們應當重點證明這些 虛擬幣符合流通性，與主流幣或者法定貨幣能夠自由兌換的特徵 。
我們前年承辦的浙江某虛擬幣詐騙案，工作重點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與比特幣自由兌換的證據材料，即證明該類非主流「山寨幣」可以與比特幣、以太坊等主流虛擬貨幣進行交易，最終能夠變現成法幣的特徵，證明其具有財產屬性。
此外，如無法達到上述標準的虛擬幣，一般屬於空氣幣和傳銷幣。空氣幣，顧名思義，就是在實際發展中，沒有任何產品或業務落地，單純發幣圈錢跑路而已，如已經跑路的英雄鏈、超級明星、太空鏈等等。傳銷幣，則是打著區塊鏈之名，行傳銷之實的貨幣，如此前轟動一時的深圳普洱幣等，我們也在 《談虛擬幣傳銷案件的辯護要點》 一文對傳銷幣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了論述。
由於區塊鏈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虛擬屬性，導致司法機關長期以來對其價值真實性的判斷存在嚴重誤區。我們認為，比特幣為代表的主流虛擬貨幣去中心化，沒有發行政府及權威機構做信用背書，且交易價格波動巨大，並不具備貨幣屬性也不宜作為貨幣使用。但其本質上仍屬於一種特殊商品，應定性為一種無記名的有價證券，這不僅於民法層面擁有充分的物權理論支撐，同時也能被進一步解釋為《刑法》第92條所規定的「財產」，所以，針對該類型的網路詐騙，從魚龍混雜的「幣」中，區分出主流虛擬幣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幣」，是對抗詐騙指控的有力辯點。
3 價值來源——司法認定
1、十部委《通知》將虛擬貨幣相關行為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改變了主動民事判決中「挖礦」合同效力的認定方向，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的認定雖受政策影響大，但尚不明確。
2021年9月十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則徹底直接將虛擬貨幣相關行為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隨後內蒙古、雲南、安徽等省份及相關機構，先後發布了12條打擊虛擬貨幣挖礦和交易的監管政策，這也同時改變了很多民事判決對「挖礦」合同效力的認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鐵亮訴火幣網一案判決中認為，並無法律法規明確禁止當事人進行比特幣的投資和交易，當事人應當自行承擔交易風險，雙方締結的 合同有效 ，虛擬幣交易合同 不屬於合同無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聯網法院在陳國貴與浙江億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網路購物合同糾紛案判決中也認為：我國法律、行政法規 並未禁止 比特幣的生產、持有和合法流轉，也 未禁止 買賣比特幣「挖礦機」。故原告陳某主張買賣比特幣礦機違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買家不屬於消費者，不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不能適用「七日無理由退貨」的規定。
十部委《通知》發布後，多地法院的案例開始基於「公序良俗原則」認定比特幣「挖礦」合同無效。如北京東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訴雲某公司委託合同糾紛案」判決中認為：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幣「挖礦」本質上屬於追求虛擬商品收益的風險投資活動，投資者須自行承擔相關投資風險；從行為效力上看，「挖礦」活動電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礦機」日均耗電量極大，且生產交易環節威脅國家金融安全， 社會 穩定衍生風險突出，已經成為一種投機性工具， 與《民法典》「綠色原則」精神相悖，屬於行政法規禁止投資的淘汰類產業，違反公序良俗，應屬無效合同 ；從責任負擔上看，比特幣「挖礦」活動中出現的政策風險、技術風險及由此引發的投資損失風險，應由投資者自行負擔， 因雙方對合同無效均存在過錯，故相關損失後果亦應由各方自擔 。
同時各地法院關於虛擬貨幣的認定也並不明確。
在（2018）浙11民終263號丁建強、陳映光買賣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因本案的虛擬貨幣非我國規定的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當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由於案涉標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該標的物的交易行為亦不受法律保護，因此認定因案涉合同無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頒布後，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對於虛擬貨幣不予保護的態度，基於民法典對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要求，很多法院都採取認定虛擬貨幣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濟南中院在(2021)魯01民終3796號中對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予以認可。在該案中，法院認為所設虛擬貨幣具有價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點，具備了權利客體的特徵，符合虛擬財產的構成要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對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虛擬貨幣財產權益依法給予法律保護。
雖然主流裁判規則如此，但綜合全國近幾年的判決來看，對於虛擬貨幣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標准並不統一。筆者認為，正是近年來國家對於虛擬貨幣投資一直持嚴厲態度，並頻繁升級的監管政策，司法裁判才會短期內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來人民法院對虛擬貨幣糾紛案件也會更多的減少虛擬貨幣財產保護，需要公民自擔風險。
2、虛擬貨幣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可作為財產類犯罪的對象。
在司法實務中，雖然刑事領域對數字貨幣的財產屬性仍存爭議，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發布前，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終1043號判決中即有認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對價後得到比特幣，不僅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也代表著被害人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享有的財產，應當受刑法保護。因此被告人通過互聯網竊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幣後，再將其售出所得款項計人民幣20餘萬元到了其個人的銀行帳戶，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2020）粵0304刑初2號判決認為，以太幣在中國境內歲不能作為貨幣流通個，但其作為一種虛擬財產，其所有者能夠對持有的貨幣進行管理、通過特定方式進行支付、轉移且能夠使用貨幣公開進行交易，具有一定經濟價值，屬於刑法上的「財物」。
2013 年的《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4 條規定「被盜財物有有效證明的，根據有效價格證明認定」，所以被害人的賬戶信息變動詳情可由代幣交易平台出具證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處理中還存在以當地物價局出具的比特幣《價格鑒定結論書》為其價值依據，如「武宏恩盜竊案」 (2016）浙10刑1043號，及公安局網路安全保衛總隊出具的虛擬貨幣價格證明，如「胡志凱盜竊罪一審刑事判決書」（2015）東刑初字第1252號。
所以在眾多刑事判例中，虛擬貨幣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具備「價值」，可作為財產類犯罪的對象。
本文作者|鄭夏律師，中南 財經 政法大學碩士，，曾任職檢察院、政府辦等部門。先後獲無錫優秀專業律師（刑辯類）、無錫市名優律師培養對象（優秀骨幹律師）、無錫優秀律師團隊（2016、2018、2020）、無錫律協優秀個人會員（2018、2021）、首屆華東律師辯論賽優秀辯手、無錫優秀專業案例、江蘇產業人才培訓優秀講師等榮譽。